由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於2015年發起的公益學術沙龍——大學沙龍近日舉行了第242期講座。本次沙龍聚焦於新書《高考》（The Highest Exam），主題為「考試帝國：教育、社會與國家的交織」，吸引了數十位線下和線上聽衆的積極參與。
本次講座由來自史丹福大學的李鴻斌教授（也是該書的作者之一）主持，並邀請到該書的另一位作者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賈瑞雪教授，以及麻省理工學院（MIT）斯隆管理學院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黃亞生教授擔任評論人。兩位主講嘉賓深入探討了中國歷史悠久且極度集中的考試制度如何塑造社會、家庭與政府，並特別側重分析了這一制度在當前中美全球競爭大背景下的現實意義。
賈瑞雪教授首先介紹了該書的核心分析框架，即將中國的教育體制概括為「集中型等級選拔賽。她指出，中國的考試制度歷史悠久，可追溯到隋朝（至今已有1400多年），是一個經過長期發展、極為複雜且細節完善的制度。
賈瑞雪教授強調，這種制度設計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治理工具，能夠帶來希望、忠誠與穩定。它讓個體傾向於將失敗歸咎於個人努力不足或不夠聰明，而非責怪制度本身。同時，它能夠選拔出至少是聰明且努力的人才服務於社會與政府。
中美競爭大背景下的現實意義
李鴻斌教授隨後將焦點轉向教育對國家全球競爭力的影響，特別是在中美兩國之間的比較。他引用研究指出，教育水準與一國的收入水準高度相關。他認為，教育對國家而言，相當於一種重要的公共政策，甚至可以被視為一種「產業政策」。由於中國的教育制度是「集中型」且可控的，國家可以透過引導大學發展特定學科（如人工智慧或微電子學），為特定產業培養人才。
在人才輸出量上，中國展現出驚人的規模。中國每年招收大約1200萬至1300萬大學生，約是美國（每年約270萬）的四到五倍。中國大學生中，約有一半屬於理工科；而美國僅有約20%。這意味著中國每年培養的理工科學生數量約為美國的十倍。中國大約有四五千萬工程師，而美國約有500萬。李鴻斌教授指出，如果美國希望發展製造業，首要條件是人才，而中國在硬體工程師方面的巨大基數，是其發展製造業的關鍵優勢。
創造力與AI時代的挑戰
針對「中國教育是否扼殺創造力」這一關鍵爭議，李鴻斌教授指出，儘管有人預測人工智慧（AI）時代將使中國強調知識學習的教育優勢不復存在，但系統性、大規模的經濟學研究尚未證實中國教育體制必然壓制創造力。
有趣的是，最近幾個月中國本土教育出來的年輕人創辦的AI企業在市場上取得了成功。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許多美國人工智慧領域的頂尖工程師和研究人員擁有中國教育背景，比例高達40%到一半。例如，在一個高薪的超級智能團隊中，50%的人來自中國大陸大學。
李鴻斌教授總結道，這些個案並不能證明中國教育沒有壓抑創造力，但至少證明了在高壓考試制度下培養出來的人才，在轉換環境後，並沒有表現出遜色於其他教育體制培養的人才。
華裔移民面臨教育衝突
在談到華裔移民在美國面臨的教育衝突時，李鴻斌教授詳細比較了中美兩種截然不同的招生體制。中國考試制度集中型等級選拔賽，其成功的衡量標準是單一、透明且客觀的分數和排名。美國考試制度： 採取「全面性評估」（Holistic Admission），從多個角度評估申請人，包括學術成績、課外活動、文書，以及家庭背景等主觀和客觀因素。
華裔移民由於熟悉和信任中國考試制度的客觀性，當面對美國複雜且主觀的招生體系時，會感到不夠透明和客觀。賈瑞雪教授分析了華人反對「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背後的深層原因：他們擔心一旦缺乏客觀標準，權力（關係）和裙帶關係將會影響機會，這在中國的語境下是非常理性的擔憂。
黃雅生教授評論指出，考試作為一種選拔方式，在中國人的文化和思維中是「天經地義」的，但西方社會則不這麼認為。古希臘重體育競賽、古羅馬重戰爭能力，這些選拔方式是可被直接觀察到的。
而中國是最早（追溯到戰國時期）將重點放在檢測「大腦裡的能力」（智力）的文明，並透過設計精妙的科舉制度來防止腐敗和確保公正（如雙盲制度），這體現了其偉大的發明性。
本次沙龍在熱烈的討論中結束，三位嘉賓期望能有更多人關注和研究中國教育制度，並促進全球教育體系互相學習和借鑑。本報記者李強波士頓報道
賈瑞雪教授。檔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