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里活電影《侏羅紀世界：重生》暑期上映後，票房大旺，可見觀眾對古代生物興趣之濃厚。與此同時，由《指環王》導演傑克遜投資的基因技術公司宣布，正致力於復活600年前滅絕的恐鳥（moa）。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再度引發全球對「去滅絕」（de-extinction）技術的熱議。支持者視其為生物科學的里程碑，批評者則質疑其倫理風險與生態後果。在這場爭論中，基因編輯技術是否能比克隆更可靠地實現物種復活，也成為科學界與公眾關注的焦點。
過去二十年，克隆技術曾讓多利羊和瀕危物種的複製成為可能，但成功率低、成本高昂，且依賴完整的活體細胞。恐鳥等已滅絕生物的組織樣本多為化石，DNA嚴重降解，傳統克隆幾乎不可行。相比之下，基因編輯技術（如CRISPR）能通過修補現存近親物種（如鴕鳥）的基因組，逐步「拼湊」出已滅絕生物的遺傳信息。這一路徑雖仍有技術挑戰，但理論上更具操作性。
然而，基因編輯並非萬能。即便科學家能「設計」出恐鳥的基因組，其孵化後的個體是否具備原始物種的行為、生理特徵，仍存疑問。生態學家警告，實驗室創造的「仿古生物」可能與真正的恐鳥相去甚遠，甚至因無法適應現代環境而淪為「科學奇觀」。
批評者指出，復活滅絕物種暴露了人類對自然的傲慢干預。一方面，全球正經歷第六次物種大滅絕，許多現存瀕危物種因棲息地喪失和氣候變化而岌岌可危。將資源投入「復活古生物」而非保護現存物種，是否本末倒置？另一方面，復活後的恐鳥若被引入新西蘭（其原棲息地），可能對現有生態系統造成未知衝擊——畢竟，600年間當地生態已發生巨變。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倫理偏見的雙重標準。公眾對復活恐龍的熱情，遠高於對拯救兩栖類或無脊椎動物的關注。這種「明星物種效應」反映了人類對「宏大敘事」的迷戀，卻忽視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真正核心：每一個物種，無論大小美醜，都在生態鏈中不可或缺。
基因編輯技術的進步無疑令人振奮，但其應用必須慎之又慎。在推進恐鳥復活計劃前，有不少問題等待科學界評估——復活個體的生存質量如何保障？復活後會否擠壓現存物種的生存空間？公眾討論與法律監管框架是否到位？
事實上，基因編輯技術已經俘獲了公眾的想像力，處於生物技術的前沿。不過，「去滅絕」不應成為科技富豪的冒險遊戲，而應是對人類歷史錯誤的反思與彌補。
如果復活恐鳥只是為了滿足獵奇心理，而非生態修復的真正需求，那麼這項技術終將淪為一場代價高昂的「侏羅紀公園」式鬧劇。真正的科學進步，永遠要與倫理責任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