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社論：
譯：曾維燊
圖：美聯社
上週，美國總統特朗普火速宣稱美軍空襲「徹底摧毀」伊朗核子計劃。這番話或許只是他一貫為鏡頭而設的誇口，但如今看來，不單過早，更有可能是錯誤的。比誤判更糟的，是他在初步情報評估結果浮現時的反應。當傳媒報導國防情報局（DIA）的初步分析與他的說法有出入，特朗普的應對方式再次暴露他將情報運作政治化的老問題。
姑勿論美國對伊朗核設施造成多大破壞，若總統鼓勵情報機構編造迎合他的結論，而非呈報真實情況，那麼無論對國家還是對他本人，都無異於自斷視力。
回看2003年，正是過度篩選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情報，令美國基於錯誤理由出兵伊拉克。作為國家領袖，總統不僅道義上有責任對人民誠實，更應確保獲得由中立分析人員提供的真實情報，以作出最佳決策。
傳媒指出，關於伊朗受損情況的初步情報被標示為「信心低」，且內容可能隨時更新，但特朗普卻痛批報導「不愛國」，聲稱這類新聞是對參與行動軍人的侮辱。他更以個人名義揚言控告CNN與《紐約時報》，指控他們「損害特朗普總統在民眾心中的公信力與形象」。
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Karoline Leavitt）週二指DIA的結論「全然錯誤」。翌日，中情局局長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聲明指空襲「嚴重破壞」伊朗核計劃。再到週四，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電視記者會上不但抨擊記者，連霍士新聞五角大樓記者亦未能倖免，他更宣稱這次行動是「史上最複雜、最機密的軍事行動」。這種誇張說法，實在令人難以信服，也毫無必要。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聯合參謀長凱恩（Dan Caine）將軍同場的冷靜陳述。他稱讚團隊花了15年策劃此次精確打擊，但對福爾多（Fordow）核設施的實際破壞程度則不願置評，只說「由情報部門回應比較合適」。
特朗普與情報界的關係，自2016年總統競選以來一直緊張。他當年公開質疑情報機構認定俄羅斯干預選舉的結論。如今，他又與國會爆發新爭議。DIA報告外洩後，白宮限制國會議員閱覽機密情報的程度，並把原訂週二的簡報會推遲至週四。美國憲法賦予國會宣戰權，總統拒絕公開情報無助改變伊朗的真實情況。
事件反映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常態。今年4月，國家情報委員會在一份秘密評估中指出，委內瑞拉政府並未指揮「阿拉瓜幫」（Tren de Aragua）通過監獄向美國發動入侵，與特朗普的公開講法背道而馳，也削弱了當局在法庭上的主張。報導稱，情報總監嘉柏德（Tulsi Gabbard）的一名高級幕僚曾向分析人員施壓，要求重寫結論。事後，情報委員會的兩位最高級別官員被撤換。
嘉柏德本人也因在伊朗空襲前的立場，遭總統譴責。她曾於3月在國會作證指出，美國情報部門不相信伊朗正積極發展核武。特朗普當時公開表示：「我不在乎她講了什麼。」
情報從來不是黑白分明的答案，而是一連串來自人員、訊號、衛星、公開來源與實地檢查的資料拼湊出來的灰色結論。連以情報能力見稱的以色列，也未能預知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的突襲。
但這不表示可以漠視甚至打壓情報社群。若情報官員被羞辱或恐嚇，他們可能選擇自我審查，歷史已非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情報部門必須坦誠向總統及相關決策人員匯報，這是職責所在；反之，則已脫離情報工作的本質。總統理應最先明白這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