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蘇聯解體，美國以勝利者姿態步入後冷戰時代，自信將開啟一個繁榮與領導全球的新紀元。然而今天走在華盛頓特區聯合車站外，卻總能看到一些無家可歸者蜷縮在街頭，吸毒過量者倒臥巷尾。保守派記者、作家及時事評論員卡爾森尖銳地指出：「如果說我們贏了，為甚麼我們的國家看起來是這樣？」
冷戰結束之初，美國確實迎來了一段高光時刻。互聯網革命催生了「新經濟時代」，1990年代美國GDP連續多年保持4%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失業率創下歷史新低。克林頓政府更在1998年實現了自1970年以來的首次財政盈餘，國債佔GDP比例四年間下降10個百分點。歷史學家福山宣告「歷史的終結」，《時代》周刊豪邁地號召建設「第二個美國世紀」。
這種繁榮猶如流沙上的城堡，隨著製造業加速外移，美國徹底完成了由「製造業立國」向金融和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普通人的薪資增長陷入停滯，中產階級規模萎縮。斯坦福大學研究顯示，30歲美國人收入超過父母比例從40年前的86%暴跌至51%。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華爾街的富豪們的確享受到了紅利，可鐵\xf9蛈a帶的工人成了被遺忘的群體。
聯邦債務從冷戰結束時的3萬億美元飆升至如今超過34萬億美元，人均負債突破10萬美元。昔日的「和平紅利」被軍工複合體吞噬，軍費開支不降反升。另一方面，自殺率悄然持續攀升，2018年達1941年以來最高水平，阿片類藥物每年奪走數萬生命。預期壽命在2015-2017年罕見下降，成為發達國家中的異常現象。
還有廣受詬病的基礎設施建設。甘迺迪機場被特朗普斥為「第三世界的機場」，全美61.4萬座橋樑中40%已超過50年壽命，每年24萬根水管破裂，浪費2萬億加侖淨水。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給基建打出「D+」的評分。
更令人憂心的是經濟活力的衰竭。新企業佔比從1978年的14.6%縮至2011年8.3%；30歲以下創業者比例從1989年10.6%驟降到2014年3.6%。曾引以為傲的「拓荒精神」被官僚主義窒息——大學教授因「安全空間」和「觸發警告」自我審查，地方政府甚至以安全為由禁止兒童玩秋千。
冷戰勝利後美國陷入一種危險的悖論：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既無法抗拒幹預世界的誘惑，又無力承擔全球治理的成本。一方面，北約東擴擠壓著俄羅斯戰略空間，美國熱衷在亞太構建「新太平洋共同體」；而另一方面，兩黨惡鬥導致聯邦政府頻繁停擺；國會沉迷於黨派攻訐卻對城市治理袖手旁觀。
政治學者敏銳指：冷戰後全球化進程加速「震撼西方社會內部，引起發達國家政治力量分化重組」。政黨不再是利益整合者而淪為部落認同符號，社會共識在文化戰爭中分崩離析。曾以「大熔爐」自豪的國家，如今卻在身分政治的裂痕中顫抖。
經濟學家、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將當代美國困境歸結為「活力日漸衰落」。創新精神被官僚體系窒息，拓荒勇氣被安全主義馴化，公民精神被消費主義取代，美國夢正在褪色。冷戰結束三十餘年，美國的軍費開支仍占全球40%，卻放任本土橋樑崩塌、少兒教育資金捉襟見肘。
歷史沒有終結於1991年，真正的挑戰始於美國卸下假想敵的重擔後，能否正視真實的自己。重振繁榮需要的不是科技突破或金融魔術，而是將資源轉向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