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維燊
圖：曾維燊攝
日本厚生勞動省每年都會發布遊民統計報告，根據2023年的資料，全國只錄得1,064名遊民。數字聽起來幾乎等同於「零」，比起歐美各大城市動輒數千、數萬的街頭露宿者，日本彷彿已成功消滅這個城市頑疾。
然而，事實是否真如表面所見？
去年8月，我到了日本東京尋找答案，問了當地人對「Homeless」的了解。 晚上我到新宿街頭，的確見到不少遊民在露宿。
極為狹窄的官方定義
在日本，所謂的「Homeless」，官方定義非常嚴格：必須是長期於公園、車站、河岸、馬路等露天公共場所居住的人。只要當事人一晚沒在街上過夜，哪怕是租用網絡咖啡室的私人間隔、膠囊旅館，甚至睡在24小時營業的家庭餐廳角落，通通不計入官方統計內。
換言之，日本的統計方法實際上是將大批「城市邊緣人」排除在遊民數據之外。
被隱藏的人群：網咖難民與膠囊宿客
早於2017年，《朝日新聞》就揭示過一項觸目驚心的調查：在東京地區，有接近4,000人長期居住於網絡咖啡店，其中超過40%的人表示自己「每天都住在這裡」，即他們根本沒有穩定住處。
他們每日花數百日圓，租用一格有門的私人空間，用來休息、洗澡，甚至生活。而這一類群體，媒體形容為「網咖難民」（Net café refugees），他們既不符合遊民的定義，又無資格申請大部分社會資源。
而除了網咖之外，膠囊旅館、簡陋宿舍、甚至廉價商務酒店，亦成為另一種「偽裝」的遊民棲息地。
真正的遊民地帶：釜崎與壽町
在大阪的釜崎、東京的壽町，這些歷史悠久的日薪工人聚集地，遊民群體從未消失。大量年過五十的男性，在沒有社會保險保障、也缺乏家庭支持的情況下，以零工換取每日維生。
在這些區域，廉價旅館和日租房林立，室內環境惡劣，衛生條件極差。有人支付最低限度房租得以遮風避雨，也有人在深夜被拒於門外，只能以街頭為床。
這些人不會出現在任何政府報告當中，但他們構成了日本都市底層的一道真實風景線。
社會壓力與自我隱蔽
日本社會文化強調「自立」與「不麻煩他人」，許多陷入困境的人，往往不願尋求政府協助。遊民被視為一種「恥辱」，甚至是不負責任的社會污名。
有不少無業者即使已無固定住處，仍會嘗試保持衣着整潔，不讓他人察覺自己的處境。這種「自我隱形」的文化，也令遊民問題更難被外界察覺。
政策支援有限且限制重重
雖然日本設有生活保護制度，但實際申請門檻不低。要證明自己無收入、無資產、無其他資助來源，手續繁複，加上地方自治體往往有潛在的「拒絕文化」，不少人因而知難而退。
另方面，部分庇護中心雖可提供臨時住所，但設有諸多限制，例如每日外出時限、必須接受工作訓練、不得飲酒等規範，亦令不少人選擇繼續流落街頭或住進無監管的網咖。
新冠疫情期間的縮影
2020年起，疫情重創日本旅遊與飲食業，大量兼職與打工者頓失生計。居住在網咖或短租宿舍的群體首當其衝，部分人因長期沒有正職，甚至未能獲得政府派發的緊急支援金。
一項民間調查顯示，疫情高峰期，東京每日平均有超過500人睡在車站或開放空間，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露宿者數字。
實際人數可能高達十萬
根據日本民間團體與部分學者估算，若將所有缺乏穩定住所者，包括短租工宿、日租網咖、膠囊住客與街頭露宿者納入統計，日本全國的遊民人口實際可能高達八萬至十萬人。
這個數字幾乎是一個中型城市的人口規模，卻長年不被正視。
城市乾淨 ≠ 問題不存在
與美國不同，日本街頭較少出現露宿帳篷或明顯的聚集區。城市乾淨、井然有序，令外界誤以為「遊民問題不嚴重」，但事實上，是因為問題被隱藏得更深。
人們並非不苦，而是選擇沉默；政府並非不知，而是選擇不說。
被看不見的人，仍在城市角落生存
日本的「幾乎零遊民」，其實只是政策話術與統計技巧的結晶。當「遊民」被狹義定義掩蓋，當真正無處可歸的人只能躲進收費網咖與廉價宿舍，他們的生存就不再算作「問題」？
但被社會遺忘，不代表問題消失。城市表面的整齊背後，是一群人無聲地為基本生存掙扎。他們或許沒有帳篷、沒有牌子，沒有聲音，但依然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