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底，很多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留學生又將來到波士頓，他們中間的佼佼者將到著名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求學。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博士1950年代從哈佛大學轉學到MIT，先後獲得機械工程學士和碩士學位，並在MIT認識了同學克莉斯汀·陳，1953年兩人喜結良緣。
張忠謀在回憶錄中提到，在MIT讀書時幫凱教授的一位博土生做實驗，待遇是每小時九毛五。半年後，張忠謀已是大四生，並請到一個研究助理的MIT正式職位，薪水自每小時$1.1起。當他離開麻省理工時，薪水巳被加到$1.25，一小時的工作剛好夠點唐人街中等餐館的一道「蝦仁炒蛋」。
當時的MIT機械系有一位華人教授李詩穎，他是在西南聯大畢業後，在昆明留校工作兩年之後，1942年來到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後來成為美國工程學院院士。2015年，波士頓美亞出版社出版了李老的英文自傳《從清華到麻省理工》，詳細記錄了他的麻省理工的求學生活和在波士頓地區工作和創業的經歷。
和很多當年的留學生一樣，經濟壓力讓張忠謀省吃儉用。他在哈佛時吃住都在學校，轉學到了麻省理工，為了省錢，就在麻省大道（Mass Ave）離學校不遠的樓房裡租了一間便宜的房間。甚至有幾個月時期，和同樓的幾個中國學生一起輪流燒飯。
這樣不到半年，張忠謀就懊悔沒有住宿舍，他的生活因住在校外而失去了紀律，也厭惡廉價樓房的骯髒和自理膳食的不定性。所以不到一年，他就決定搬回學校宿舍。以後一直到他結婚，張忠謀都住在MIT學校宿舍。
「打消轉系念頭，經濟壓力更讓我想盡快畢業。我在國內時雖搬遷了好幾個城市，換了好幾個學校，但學業一直都能趕上，所以17歲就高中畢業。到美國前輟學一年，入大一時已18歲，但仍想在21歲畢業。所以入麻省理工後，我每學期都承擔學校所允許的最大課業負擔，每個暑期也都入暑期班，更在暑期班中選讀學校許可的最多學分。這樣的趕畢業，使我把大二到大四的三年功課，在二年加一個夏天的時間內讀完。事後看來，這是一個大失策。」張忠謀回憶說。
這是因為正常學年中，如果功課負擔太重，有些功課就不免囫圇吞棗。暑期學校的問題更為嚴重，因為暑校學期較正常學期短，一旦功課落後，就很難趕上。萬一落後，一星期的落後的程度不會超過兩三課，還可以用周末做功課。暑期學校卻每天講授，每天都要做功課。如果落後，下一堂的講授就不大能了解。如果落後一周，即使盡整個周末之力也很難追上。
張忠謀轉學到麻省理工後，為了趕畢業，選了一年到頭喘不過氣的課程，結果是學習、生活品質都受損。張忠謀表示，他在麻理工5年，在哈佛只1年，但對麻省理工的感情，卻不及對哈佛的感情，他自己的錯誤選擇也是一個大原因。
「無可否認的，麻省理工給我找職業的本錢。對機械工程專業，我的心態從陌生、不知道，到為將來謀生而讀、有些問題也蠻有意思，但就此而止。我始終沒有培養起一股熱情，一股要做專家就必須擁有的熱情。這與我在中學時對中國文學、在哈佛時對西洋文學，以及後來對半導體的感覺截然兩樣。雖然如此，我在麻省理工仍保持了不錯的成績水準，大二時與在哈佛時一樣，是全班的前10%。後來因為趕得太快 使成績稍有退步。在領學士學位時，已降到畢業班的前三分之一。後來碩土班稍有進步，已是班上的前四 分之一。」張忠謀回憶在MIT的留學生活時說。
大四時，張忠謀曾經有轉到物理系或電機系的念頭。但他發現如果轉系，至少要把畢業延遲一年、甚至兩年。在盡快畢業的前提下，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MIT博土資格考試落榜讓張忠謀深受打擊，他於1952年9月獲機械系學士學位，隔年9月獲碩士學位。獲碩士前的3個月還有一件大事：張忠謀結婚了。妻子克莉斯汀·陳也是從上海來的中國學生，他們在結婚前已經交往兩年了。
當時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多半都讀到最後一個學位，也就是博士學位。這是環境使然。當時中國人在美國找一份好職業不容易。政治界不用說了，沒有中國人問津；金融、法律、管理、行銷都被認為很難打進去，只有科技教學或研究才是中國人可以找到好工作的職業。而科技教學或研究又最重學位，難怪中國學生要讀到博士方肯罷休。本報記者李強波士頓報道
張忠謀回母校MIT分享他的求學和創業經歷。
張忠謀留學MIT的老師李詩穎院士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