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雪 中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
自2020年以來，尚比亞、斯里蘭卡、加納等國家接連發生債務違約事件，並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動盪。
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發生的騷亂，就是因為債務違約造成的經濟嚴重土石流所引起的。另外有一批亞非拉國家違約風險也比較高。 在國際媒體上，這些債務違約帶來的動盪和壓力事件，許多被歸結為中國造成的「債務陷阱」。
所謂債務陷阱是忽視事實
他們說，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十幾年間達到200億美元，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帶一路」的倡議下的貸款；他們又說，美國、日本、歐洲總的貸款加起來還不如 中國進出口銀行一半多。
這些媒體混淆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他們所謂的「中國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債務壓力」，屬於雙邊債務，從2000年到2020年20年間，雙邊債務總額沒有增加，但組成有一些變化。 已開發國家的雙邊貸款減少了很多，可能一半以上變成了中國的貸款。但是中國的貸款，在整個開發中國家的債務總額裡依然是非常小的，而且規模相當穩定。
為什麼過去幾年發展中國家產生了這麼多起債務違約？這是因為美元升息、美元匯率大幅提高，導致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利息成本、還款壓力大大增強，導致了債務危機，這也是非洲、南亞、拉丁美洲等經濟體面臨最大的挑戰。
「債務陷阱」
背後的政治內涵
既然國際債券和商業銀行貸款在開發中國家債務中佔有這麼大的份額，國際媒體為什麼要把矛頭指向中國？這就要理解債務問題的政治內涵。西方常常提市場運作，例如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歸於市場的準則，提倡私人部門、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要分開，批評中國是國家和公共部門提供的貸款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債務問題。
其實在西方的商業銀行體系裡，所謂私人部門運營蘊含著很深的政治內涵，在一整套資本市場體制裡面，從發行、法律、交易所，包括評級系統，都是要依賴知名的西方銀行運作，以遵循已開發國家的金融體系規則。透過這套資本市場環環相扣的合作，西方國家真正成為了發展中國家融資的規則制定者，不需要再透過政府來進行貸款，就可以透過這些知名的商業銀行把利潤更好地收回到自己的國家。
另外一方面，非洲國家債務違約的總額並不大，例如尚比亞債務總額只在100億美元左右，加納也就200億美元。做一個比較，今年年初倒閉的矽谷銀行是一家美國中等的銀行，但它的總負債達到了近2000億美元，而一個非洲國家的債務只佔美國中等銀行的十分之一，但是矽谷銀行倒閉 、瑞信銀行重組帶來的風波立刻就過去了，金融市場很快就消化了這個危機，顯示非洲國家的債務違約規模，對於龐大的資本市場而言並不大。
因為中國為非洲國家的雙邊貸款提供了很特別的選項，所以他們就矛頭對準中國。 因此西方對中國一帶一路所謂「債務陷阱」的攻擊，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想要奪回地緣政治的競爭優勢考量。
「一帶一路」
發展融資的突破
中國一帶一路發展融資的特點是，它突破了傳統模式，不附加政治條件，而且融資的形式務實多樣，不反對市場；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都很強調債務的可持續性，但這些商業需求要與國家戰略靈活結合，而且不單單是「一帶一路」中方的戰略，包括非洲國家的戰略，我們也非常注意傾聽他們的需求和發展的長期需要。
在永續性評估方面也提供了許多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不是完全依賴IMF和世界銀行的一些假設線性關係。因為IMF和世界銀行的線性關係，很多是基於西方金融市場的經驗和數據，而我們強調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動態發展潛力。
中國發展融資還不是一個固定的模式。我們提出的不是截然不同的方案，不像冷戰時期蘇聯和美國是截然不同的方案。中方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模式，就像貸款，中方在1990年代的時候是世界銀行的最大借款國，中方也是吸收了很多貸款，但是吸收經驗以後又不斷地創新經驗，而且中方的目標不是進行地緣爭奪，而是想要尋找一條兼收並蓄又切合實際的發展路徑。
開放性融資的本質是對於中國、對整個國家發展的重新思考，融資借貸雖然傳統上形象比較負面，但資本借貸在資本現代化的體系裡是籌集初始資金必需的環節。籌措資金以後，關鍵是要把它用在工業化、市場化，使它產生更大的利益。借貸只是第一步，貸方要有配合的工業化和發展前景使它未來能夠還債，這是關鍵所在。
這樣的開放性融資路徑很重要，因為債務本身對國家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會，關鍵在於國家是否能夠自主掌握資本法則。美國制定資本規律並將其推向全球，完全是為它的國家利益服務的。東亞國家的現代化之所以成功，在於接受市場規則的同時，也把它和自己國家的目標結合，尤其是中國在這點上走得非常堅決，但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
「一帶一路」的融資合作，不是要把中國的模式強加給這些國家，而是希望能夠幫助他們拓寬視野、主動思考，幫助他們共同找到一條符合其長遠發展的債務和管理解決道路，這是中國「一帶一路」發展融資所提供開放性的，而非限制性的經驗。
轉自《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