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詠強 星島中文電台時事觀察
本土的犯罪，大量是持槍謀殺、幫派活動和內部互害，但在美國槍支氾濫、犯罪率本就偏高的社會背景下，被視為「美國社會治安問題的一部分」；而駐外美軍在沖繩，由於本身是治安極好的地區，美軍的醉酒闖民宅、性侵和強劫，就顯得極其突兀。再加上涉及異國軍隊、司法管轄權不平等，任何一起犯罪都會立刻上升為國家尊嚴與民族情緒的衝突。
討論到這裡，我們不妨再把視野拓寬一些：這種軍紀潰散和犯罪問題，是美軍獨有的，還是西方軍隊的通病？歐洲或澳大利亞的軍隊，是否存在相同的狀況？答案是：在「軍隊內部」的紀律問題上，歐澳軍隊同樣爛泥扶不上牆；但在「涉外駐軍引發的社會危機」上，他們確實沒有美軍那麼嚴重。
我們首先看歐澳軍隊的內部問題。
第一，英國軍隊：年輕士兵的暴力犯罪率顯著高於平民。
倫敦國王學院等權威機構的長期追蹤研究顯示，30歲以下的英國退役與現役男兵，其在社會上實施暴力犯罪（如毆打、嚴重傷害）的概率，是同齡普通英國平民的近3倍。英國軍隊同樣飽受高壓訓練後的暴飲文化、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以及退伍軍人犯罪的困擾。
第二，澳大利亞國防軍：內部醜聞與戰爭罪。
澳大利亞軍隊內部的性侵犯、虐待新兵醜聞層出不窮。更嚴重的是，澳大利亞政府曾設立皇家調查委員會，調查出澳軍特種部隊在阿富汗駐紮期間，存在系統性的「屠殺平民與虐殺受害者」等嚴重戰爭罪行。
第三，德國國防軍：極右翼滲透與軍紀潰散。
德軍近年來最大的危機，是極右翼極端主義在軍中的蔓延，以及大量槍支彈藥在軍營中神祕失竊。德軍甚至不得不因此直接解散了精銳的精銳突擊隊（KSK）第二中隊。
然而歐澳軍隊的海外部署，多為短期輪換、小規模的聯合演習或受邀協助，他們通常嵌入在地國家的軍事基地內，並不建立大規模的美軍式生活區，與當地平民極少接觸，並不會造成嚴重地緣衝突和民間對立，與當地司法管轄權的對等性亦較高。
軍紀惡化與美俄海外戰爭的「泥潭化」有何關係？這種軍紀的惡化、軍人面貌的變壞，與近幾十年來美俄等大國在為何海外戰爭中「比預期困難、先勝後敗、甚至草草收場」的局勢，究竟有沒有關係？
答案是：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其強烈的、雙向互為因果的深層聯繫。
如果我們回顧二戰後的大國海外戰爭——美軍在越南、阿富汗、伊拉克；蘇/俄在阿富汗、以及近年來的烏克蘭戰場——你會發現一個高度重合的歷史規律：軍紀的潰散，往往是大國陷入海外帝國泥潭的直接產物；而軍紀的潰散，反過來又加速了戰爭的失敗與草草收場。
這背後有三個核心的演化邏輯：
大國在海外發動戰爭，初期往往能憑藉強大的裝備和技術優勢迅速擊潰敵方的正規軍（即「先勝」）。但在正規戰結束後，戰爭迅速轉入無休無止的非正義治安戰、反恐戰或佔領戰。在這種戰場上，沒有明確的前線與後方，任何一個穿便服的平民、婦女或兒童，都可能是埋設路邊炸彈或冷槍襲擊的抵抗者。
美軍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長期處於這種「不知道危險來自何處」的極度創傷與恐懼中。為了自我保全，士兵的心理防線會迅速去人性化——將當地所有平民視為潛在敵人。這種長期的高壓與心理扭曲，直接造成了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醜聞、在美邁萊的屠殺，以及回到後方後的酗酒、暴力的軍紀崩潰。
當海外戰爭比預期困難、演變為消耗戰時，軍隊必然面臨嚴重的兵員補充危機。
為了維持海外駐防的人數，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高潮時期，大幅降低了徵兵門檻。美軍推出了所謂的「道德豁免」政策——放寬了對入伍者過去犯罪記錄、吸毒史、幫派背景和心理疾病史的審查。大量原本根本不符合入伍資格的社會邊緣青年、暴力分子甚至幫派成員被充入軍隊，穿上軍裝派往海外。這些人把街頭幫派文化和犯罪習慣帶入了軍營，直接導致了美軍基層軍紀的雪崩式下跌。
可能會問：軍紀這麼差，美軍還能打仗嗎？歷史告訴我們：軍紀惡化造成的「內耗」，平時表現為醜聞與犯罪，戰時則表現為戰鬥力的慢性失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戰末期的美軍。當時美軍在越南陷入泥潭，軍中毒品泛濫、種族衝突劇烈，基層士兵對無休止的死亡感到絕望，爆發了可怕的「黑槍事件（Fragging）」——士兵用手榴彈或暗槍殺害苛刻、逼迫他們冒死巡邏的基層軍官。據美軍官方統計，越戰末期記錄在案的「殺害自己長官」事件高達800多起。軍紀的徹底潰散，直接癱瘓了美軍的基層指揮鏈，最終迫使美軍在1973年草草撤離越南。
到了阿富汗戰爭，同樣的一幕再次上映。美軍在阿富汗駐紮20年，花費數萬億美元，但基層美軍與當地社會徹底割裂，虐待平民、腐敗橫行，軍心渙散。2021年喀布爾大撤退時美軍的狼狽不堪、草草收場，正是這20年間軍紀與軍心持續失血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