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陳程威三藩市報道
走進王靈智在三藩市的住所，迎面而來的是一排排裝箱的文件。柏克萊加大亞裔研究中心的幾名學生助理，正輪流在這裡整理、分類、編目——至今已處理逾100個箱子，據估計最終可能多達400箱，共約五萬份文件。
研究助理梅菲玉（Michelle Moy）說，他們從去年6月開始整理，每周來幾次，將近一年仍未完工。「我每次打開新的箱子，都會發現新的東西，」她說。
每一個箱子，幾乎都對應著美國亞裔歷史的某一個轉折點——最高法院的訴訟文件、反對族裔歧視的公開信、SAT語言政策的遊說記錄、1969年那堂「從無到有」的亞裔研究課程備課手稿……幾乎每一疊文件的背後，都有一場仗，一個不公，以及一個選擇正面迎上去的人。
王靈智年87歲，在助理們忙碌的間隙坐在一旁，偶爾提點一句哪份文件的背景，偶爾陷入沉思。他說：「我不知道這些東西放在哪裡，要靠她們幫我找。」然後笑了笑，那是一個參與了太多歷史的老人才有的笑——帶著些許自嘲，也帶著說不清的滿足。
非裔問題 華裔也同樣面對
1938年，王靈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1949年隨家人移居香港，1957年高中畢業後以留學生身份赴美，先後就讀密歇根霍普學院（Hope College）、普林斯頓神學院，之後轉往芝加哥大學攻讀中東語言文化研究生課程。芝加哥大學就在南區黑人社區的心臟地帶，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在街頭燃燒。但真正打開他眼界的，是他的女友跟1966年的夏天。
1966年夏，他隨女友、社工系研究生來到三藩市華埠。女友在三藩市土生土長，她帶他走進這個他從未真正認識的社區——工廠裡被剝削的縫紉女工、餐廳裡不敢開口的無證移民、在「模範少數族裔」神話下被遮蓋的種種不公。「非裔面對的問題，華裔也同樣面對，」他說，「但沒有人為我們說話。」
他決定留下來。他轉往柏克萊，攻讀中東文化博士課程，他帶著學者的方法，轉向19世紀末已創刊的中文報章，逐頁翻閱塵封的舊報紙，從中讀出華裔在美國被歧視、被剝削的完整脈絡。那時市面上幾乎找不到關於研究美國華人的書，零星幾本大多帶著種族主義視角；後來許多亞裔研究學者寫美國華人歷史，也因為看不懂中文而沒有用任何中文史料。「那是很大的缺失，」他說。正因如此，他的行動從一開始就有別人沒有的深度——不只是憤怒，而是有根有據的抗爭。
1969年，他與郭麗蓮等人在三藩市華埠共同創立「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CAA），打破華埠長期由傳統組織把持、凡事不對外的慣例，把社區的聲音帶進公共討論。翌年，他又共同創辦華埠青年中心，協助移民青少年預防犯罪，為最脆弱的社區成員提供支援。1973年，他再共同創辦華裔選民教育委員會（Chinese American Voter Education Committee），推動華裔參與美國政治生活。
迫使校方成立族裔研究系
那時的華埠有逾200間縫紉廠，工人大多是不諳英語的移民女性。工廠主人明知她們沒有抗議的條件，薪資壓得極低，福利分文皆無。類似的情況在餐廳業同樣普遍——在紐約華埠，餐廳老闆招聘侍應時，甚至會直接問求職者是否持有合法身份，有的反而不被錄用，沒有的才有位置。移民身份不合法，意味著工人永遠不敢開口。「他們知道這些工人無路可走，所以才能肆意壓榨，」王靈智說。
這種直言不諱，為他帶來的不只是掌聲。1968年，他因公開倡議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收到死亡威脅；1971年，三藩市華埠一名親國民黨的高層領袖更下令取他性命。但他沒有退縮。
1969年，王靈智和另外三名研究生夥伴在幾乎沒有任何現成資料的情況下，為120名學生開設了第一堂亞裔研究課程。「我們四個，沒有一個是應該教這門課的人，」他說，「根本沒有『亞裔研究』這個東西存在。我們心裡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必須一切自己創造。」那一年校園正爆發「第三世界罷工」，他把課堂搬到校外，讓學生不必在課業與良知之間二選一。
罷工最終迫使校方成立族裔研究系，設立亞裔研究、拉美裔研究、美洲原住民研究及非裔研究四個學程。王靈智成為亞裔研究創系教員，此後50年間三度出任系主任，是整個族裔研究系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系主任。
1970年，他代表一批移民家長，就三藩市學區的語言歧視問題提起訴訟。這個案件一路打到聯邦最高法院，最終於1974年勝訴，確立學區必須為英語能力有限的學生提供雙語教育，影響波及全美數以百萬計的移民學生。他又發現，全美95%的高中只教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SAT的外語科目亦然，而三藩市每年高中畢業生最大的群體正是亞裔移民後代——他們在拼命學英語的同時，還被要求通過歐洲語言考試才能達到大學入學資格。他成功推動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開設中文和韓語的SAT II考試，讓在中文學校苦讀多年的學生終於可以把母語換算成入學資本；也爭取到多語言投票服務，讓不諳英語的移民真正能夠參與民主程序；更長期推動人口普查對亞裔族群多元面貌的準確記錄——因為只有被統計，才能被正視。
成立柏大亞裔研究中心
1984年，在大洋彼岸的政治角力延伸到美國土地上。曾出版批評蔣經國傳記的美國公民、華裔記者劉宜良（Henry Liu，筆名江南）在加州寓所遭台灣政府指使的殺手暗殺。王靈智隨即主導成立「為劉宜良討公道委員會」，發起全國性媒體運動，要求兇手在美國法律下受審，並支持劉宜良遺孀對台灣政府提出訴訟。這場長達五年的抗爭，不只是為一名遇害記者討回公道，更是一場捍衛亞裔美國人不受外國政府恐嚇和打壓的歷史性行動。
2007年王靈智退休，卻眼睜睜看著系內師資一一凋零而無人補充。校方的態度，他說得直白：「他們要讓我們慢慢死去。」他再度出手，拜會院長，只提了一個問題：「如果我的孫兒來到柏克萊，卻沒有教授可以教他們亞裔研究，我們的未來在哪裡？」在前州眾議員丁右立（Phil Ting）的施壓下，校方同意增補教職，但條件是所有新聘教員必須與其他系聯合聘任。王靈智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妥協。
這段歷史，正是捐贈基金誕生的背景。柏大亞裔研究中心（AARC）於2020年成立，獲州府一次性撥款，以回應疫情期間爆發的仇亞浪潮，但資金將在六年內用盡。
在聯邦政府持續削減多元計劃的今天，若沒有長期財務根基，整個中心可能在最需要它的時刻消失。
柏大亞裔研究中心主席黎慧儀（Colleen Lye）說，王靈智的意義正在於他從不把學術與社區割裂：「他讓我們看見，研究應服務公眾利益。這是他的願景，這筆基金要讓它延續下去。」華人權益促進會前行政主任、口述歷史計劃協調員謝國器（Henry Der）亦說，王靈智深明若不能發揮社區影響力，學術研究就不會完整。
那天在王靈智家裡，助理梅菲玉打開另一個箱子，翻出一疊1992年學術會議的論文集，封面已微微泛黃。她把它放到一旁，準備登錄編目。王靈智瞥了一眼，說：「那是我辦的一個大型學術會議。」400個箱子還有很多沒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