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財政赤字需要不斷吸引外資來彌補，而美國自身政策卻在侵蝕美元信用根基，這個悖論，正悄然動搖著全球貨幣體系的支柱。
「如果我們失去世界標準美元，那就好比輸掉一場戰爭，我們將不再是同一個國家。」特朗普的這番表態，無意中揭示了美元地位對美國全球主導權的核心意義。然而，這座看似堅固的貨幣堡壘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已連續11個季度低於60%，創30年來新低。財政部數據顯示，2025財年上半年聯邦政府支出高達3.57萬億美元，收入僅為2.26萬億美元，短短六個月預算赤字就超過1.3萬億美元。這一數字令人震驚——僅半年的赤字就已接近2024財年全年1.8萬億美元的水平。聯邦預算問責委員會主席麥吉尼亞斯警告稱：「這些數字不容否認。我們正以驚人的速度積累債務，而且這一趨勢短期內幾乎不可能停止。」
財政赤字攀升的直接後果是國債的急劇膨脹。2023年9月，聯邦政府債務剛突破33萬億美元大關，而到今年初，這一數字已迅速增長至超過36萬億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到2027年，公眾持有的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將升至106%以上，打破1946年創下的歷史紀錄。
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要求美國不斷向世界提供美元流動性，這必然導致美國對外債務持續增長，從而削弱美元信用基礎。這一悖論被稱為「特里芬難題」，前財政部長康納利曾直言不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俄烏衝突後，美國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並將其金融機構排除出SWIFT系統，標誌著美元金融工具被廣泛用於地緣政治目的。這一舉動促使多國重新審視外匯儲備安全問題。美元「武器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朝著集團化、碎片化方向演進，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對美元資產的戒備心理。黃金成為了本輪國際儲備資產多元化配置的最大受益者。
特朗普的對外政策進一步加速了美元信任危機的蔓延，「對等關稅」實質上是對WTO以最惠國待遇和比較優勢為核心的自由貿易原則的根本性否定。單邊主義、霸凌主義的經貿政策不僅衝擊了全球貿易體系，也加速了國際貨幣體系的重置。有四種貨幣可能挑戰美元的地位：歐元、人民幣、SDR和數字貨幣。美國在美元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個互相矛盾的目標：一方面希望美元在價值、匯率上弱一些；另一方面又希望維持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導地位。這種「既要又要」的選擇，正迫使美國不得不讓出部分地盤。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後對加密貨幣的政策轉向，可能對全球貨幣體系構成新的衝擊。與第一任期對加密貨幣持批評態度不同，2024年之後特朗普明顯轉向支持私人加密貨幣的發展，並多次公開表示比特幣等去中心化貨幣可作為「對抗政府濫權的金融工具」。美國政府正意圖通過美元穩定幣開闢新陣地，以此補充傳統金融市場的「數字美元流動性」。
歷史告訴我們，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是一個漫長過程。現在擔心美元失去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還為時過早。即使真的如此，也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