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會發生甚麼事是我們控制不了的，傷者可能之後會死亡，又或許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香港紅十字會醫護人員、麻醉科醫生吳少彬（Ben）今年3月遠赴加沙，展開為期6周的人道救援工作。在戰火不斷的環境中，他日以繼夜搶救大量傷者，目睹年幼孩童被炸彈重創，成了難以磨滅的記憶。他說，未來會繼續前往不同戰地，盼盡己所能拯救更多生命，也期望未來有更多年輕醫生投身人道救援的行列。日前，大埔宏福苑火災中，他亦再次投入前線，運用戰地救援的經驗，幫助災民。
Ben早於2006年起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工作，曾前往埃塞俄比亞、斯里蘭卡及南蘇丹等地。今年3月，他遠赴加沙，展開為期6周的救援任務，「我喜歡去一些越緊急、越少人去的地方。」
初到當地正值短暫停火，比想像中安靜，他一度以為情況或許稍為穩定。然而平靜只是幻象，停火協議破裂後，爆炸聲連綿不絕，大批炸傷及斷肢的病人被送入醫院，團隊沒有時間休息，不停地與死神搏鬥。
醫院內部早已因應戰況加固，手術室帳篷除了門口外，三面均堆滿沙包防彈，更設置貨櫃箱改建而成的「安全屋」，以備武裝分子突入掃射時能立即躲避。他說，經常聽得見外面的槍聲、爆炸聲，只能加快速度、保持冷靜地完成眼前的手術，「因為走出去的風險更大，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難忘女孩被鐵片割開臉斷手指
戰爭中傷亡慘重的，往往是「跑得慢」的婦孺。他難忘曾有一名10多歲的女孩，被炸飛的鐵片割開臉部。儘管他與團隊為女孩緊急縫合，然而其部分手指已被炸斷，「這些傷痛不應該由一個10幾歲的小女孩去承受，就算我們救了她一命，在這樣的環境下，她如何生存下去？」
大量傷者湧入，令本已匱乏的醫療資源變得更捉襟見肘。Ben說，有時血庫只有10包血，如何分配成為最艱難的抉擇，「傷勢極重、流血不止者，可能一個人就要輸10包血才勉強救回；但同樣的血量，或許能救到5名只需1至2包血的傷者，你選擇救誰？」
他坦言在資源有限的現實下，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回；當知道傷者即使救回，也可能無法在當地醫療系統存活時，只能讓他們有尊嚴地離開，「我們會將他轉移到一個安靜的地方，按照合適的宗教儀式，讓他可以有尊嚴地與家人告別，接着為他注射大量的嗎啡，使其在相對不痛苦的情況下離世。」
他感慨，生命無比珍貴，但在資源短缺的戰地，無奈要作出取捨，「每個人都能救當然是最好，但是現實很多時候做不到。」
除了傷者，Ben還要面對醫護同袍的離世。由於不少傷者無法自行前往醫院，需要出動救護車深入地區支援，「曾有司機和醫療團隊遭遇槍擊死亡，他們都是巴勒斯坦當地的人員。」
雖然住所與醫院只相隔10多米，卻是最緊張的一段路。每次出門，Ben都要等待醫院與住所的門衛對接，「看到對面開門後，門衛會告訴我可以過去了，我就用最短的時間橫跨10幾米走到對面。」短短幾步路，在戰區中卻可能攸關生死。
由於加沙安全系數極低，團隊的活動範圍被嚴格限制在醫院與住所的「兩點一線」，他形容就像住在一座大一點的「監獄」，「任何時間都有機關槍聲，看見無人機在半空盤旋。」他指，當地嚴禁人員上屋頂，因為以色列軍隊若看到有人在屋頂，就會懷疑是恐怖分子，進而射殺，因此人道救援最多只能留6周，否則有機會影響精神健康。
強大心理與幽默感捱過「監獄」生活
如何調節心態，Ben稱強大的心理與幽默感是關鍵，努力在惡劣的環境中，抓住生活中微小的美好，「加沙的日出日落很美，雨後還有彩虹。」在醫院巡房時，他常見到病人把僅餘的食物餵給貓，難得的溫馨沖淡了些許戰爭的沉重。他亦喜歡逗弄小朋友，看到他們的笑容，便覺得開心。空閒時，他也會冥想，沉澱心緒，提醒自己要照顧身體，「如果吃不好、睡不好，又怎麼在那個環境下做事？」
他表示，麻醉科醫生不如外科醫生受外界關注，通常在手術台的布簾後工作，卻是決定病人生死的關鍵，「由我們決定輸多少血，手術結束後也是靠麻醉科醫生觀察病人的呼吸、血氧，及進行術後止痛等工作，責任和重要性不比外科醫生低。」
回顧多年的人道救援工作，Ben說自己也在過程中蛻變成更冷靜的人，「每一次的救援都是經驗的累積，最珍貴的是記憶，無論是對那裏的人，還是地方。」
「如果純粹用錢的角度看，我們是一群傻瓜。」他想幫正在受苦的人減輕一點痛楚。他歎道，看過太多婦孺被捲入戰爭中，沒有避難能力，也沒有逃生速度，「戰爭的受害者永遠是弱勢那批。」
本身已有急症科專科資格的Ben，為了在戰場上能救回更多生命，多年來不斷進修，包括獲麻醉專科資格，「能力越大，可以做的事就越多。」他提到，由於落後地區經常斷電，全身麻醉的要求及風險亦相對較高，而區域性麻醉只需將藥物經針筒注射到目標身體部位，便能麻痹神經，在資源有限的地方派上用場。
他指，參與人道救援的麻醉科醫生數量不多，希望未來有更多年輕醫生投身行列，將專業知識帶到有需要的地方。他提醒，參與人道救援不應只學技術，也要理解戰爭背後的文化與歷史，否則永遠看不到事件全貌。
五級火災翌日隨中大團隊支援
回到香港，Ben的救援工作並未停下。大埔宏福苑上周發生五級大火，他翌日便隨中大醫院團隊前往東昌街社區會堂支援。當時大火仍未完全救熄，現場欠缺中央指揮，情況相當混亂。
然而，曾在戰地處理緊急救援的Ben，對那種混亂反而相較熟悉。他回憶，醫護團隊與藥劑師學會臨時建立合作，迅速找來電腦並成功登入「醫健通」，為無法回家取藥的長期病患者診症及處方藥物；一些突發頭暈、嘔吐或腹痛的病人，則作基本檢查，按需要提供藥物；遇上血糖過高的糖尿病長者，只能立即召救護車送院。
對於未來打算，Ben堅定地說，會繼續人道救援工作，有合適的地方就會爭取，「最主要看當時需不需要、適不適合，如果沒有人去醫治，我就去。」
從急症科到麻醉科 深信能力越大可做更多
Ben形容，走上人道救援這條路，並非一開始就有明確方向，日本留學的經歷讓他發現人生的新方向。
他憶述，早年曾獲獎學金到日本交流1年，修讀日本現代史，過程中接觸不同國籍的老師，「教日本史的是一位美國人，教授日本傳統音樂的則是一位澳洲人」，發現原來外國人對日本的了解，居然能比當地人深入，「那時候就埋下一顆種子，我將來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或者別人覺得特別的事。」
於是，他在2006年首次參與無國界醫生的人道救援。然而，真正踏入戰地救援後，他才意識到急症科的專業，仍不足以支撐複雜的戰地手術。當他遇見因地雷炸斷手腳，卻無法接受適當手術的傷者，內心深受震撼，「如果自己能做更多就好了。」這念頭最後推動他在人生已進入30歲時，毅然選擇進修麻醉科。
重新回到訓練的位置並不容易。Ben說，當時難免遇到異樣的目光，有人會質疑他不了解麻醉，也有人會因其專科醫生的身份而不好意思教導，「情商要很高才能遊走在兩邊。」但他說，過程中也學會了謙卑，「越是覺得別人厲害，就越應該去學，學完就是你的能力。」
辭公院工作 自由身「接單」
從急症科到麻醉科，他用了6年重新訓練，由於希望累積更多臨床經驗，他考獲麻醉科專科後繼續在醫院工作。他認為，人道救援需要極高的技術，因此必須比本地畢業標準再高一點，才能在資源匱乏的環境維持醫療質素，「有些地區只有一名麻醉科醫生。如果你搞不定，不能喊救命。」
待儲備足夠知識及信心，他才重返國際救援前線，先後前往南蘇丹、加沙等地參與救援，「是時候補回中間10多年的空白。」為了每年都能抽出2個月時間參與人道救援，他最終辭去公立醫院的工作，成為自由身麻醉科醫生，並兼職急症科。
訪問期間，Ben不時就會看手機，回覆訊息。他笑言如今的工作模式像「網約車」接單，有時靠相熟的醫生介紹工作，卻不用再受限於任何團體。
記者：潘明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