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愛國將領張學良之侄孫李大壯周三（29日）在《人民日報》刊發文章，題目是《以史為鑒，走和平融合之道——我的兩岸見聞與思考》。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今日（24日）通過關於設立「台灣光復紀念日」的決定，以法律形式將10月25日設立為台灣光復紀念日，並規定國家通過多種形式舉行紀念活動。隨後，兩岸就「台灣光復紀念日」的設立出現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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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壯指出，台灣社會對「光復」的理解和詮釋，與大陸存在著不小差異。本應是兩岸共同紀念、共同緬懷的日子，卻被賦予了對立甚至割裂的色彩。這種差異，折射出當下兩岸關係的複雜性。
李大壯寫道，歷史告訴我們，分裂削弱民族，落後就要挨打。唯有團結發展，才能實現民族復興。今天，我們應當在經貿、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加強合作，讓台灣同胞切身感受到兩岸關係改善帶來的實惠，和大陸同胞一道攜手開創美好未來。
全文如下——
歷史的回聲與家族的印記
在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台灣光復是一段極具歷史意義與象徵意義的篇章。它不僅是抗戰勝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中華民族洗刷百年屈辱的重要標誌，是中國政府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的重要鐵證。對我個人而言，這段歷史並非抽像的概念，而是家族記憶之中深深的烙印。
我的大爺爺張學良將軍，是這一段歷史不可或缺的見證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迅速淪陷。張學良堅守愛國抗日立場，1936年12月12日，他與楊虎城將軍共同發動舉世聞名的西安事變，迫使國民黨當局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為推動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團結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年是西安事變90周年，這段歷史再次提醒我們：民族大義之上，沒有任何利益可以替代民族團結的需要。
1946年，大爺爺被送往台灣，此後在寶島幽居40餘年，直至晚年才赴美。他命運的跌宕起伏，與兩岸歷史緊密相連。這份厚重的歷史記憶，促使我反思：兩岸之間究竟應當如何走出過去的創傷，邁向嶄新的未來？
北京的記憶：抗戰精神的延續
今年9月2日，我以抗戰將領親屬身份赴京，與我的堂弟、張學良的孫子張居信一同出席港澳台同胞、海外有關人士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座談會。現場氣氛莊重熱烈，來自國內外的抗戰志士親屬、專家學者等齊聚一堂。
我們共同紀念偉大抗日戰爭勝利，深感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歷史警示我們：唯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唯有團結奮鬥才能鑄就更輝煌的偉業。
次日，也就是9月3日，我踏入天安門廣場，親歷一場盛大閱兵。步履鏗鏘的足音、氣勢恢宏的場面、振奮人心的口號，讓我深刻感受到今日中華民族的自信與力量。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儀式性紀念，更是強國建設成就的集中展現。作為抗戰將領親屬，我感到無比自豪，也更加堅定了繼續推動兩岸交流合作、投身民族復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台北的遺憾：紀念台灣光復的兩岸差異
閱兵結束後，我返回香港，幾乎沒有休整，便立即飛往台北，出席在台灣的「光復節」慶祝活動。台灣社會對「光復」的理解和詮釋，與大陸存在著不小差異。本應是兩岸共同紀念、共同緬懷的日子，卻被賦予了對立甚至割裂的色彩。
在一些台灣媒體和「台獨」分裂勢力、政治團體的論述中，「光復」被淡化甚至被重新定義，歷史敘事被肢解、曲解，缺乏應有的民族立場。與之相比，在大陸，台灣光復明確被視為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重要成果，是中華兒女團結奮鬥的結果。這種差異，折射出當下兩岸關係的複雜性，讓我感到相當遺憾，更感到任重道遠。
近40年往返的觀察和思考
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我往返兩岸已近40年。其間，常見到老兵重逢的淚水、學者交流的思想火花，也感受到溝通中存在的隔閡，交流有時還停留在立場表述層面，缺乏深入理解。如何跨越這道心理藩籬，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課題。
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和平誠意毋庸置疑，其基礎在於人心，需要讓彼此看見真實、感受溫度，將同胞情誼轉化為心靈契合。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紐帶從未斷絕。無論是共同的文化傳統，還是台灣社會中依然鮮活的禮儀與習俗，都是中華文明血脈的延續。這些文化共性不僅是歷史的印記，更是互信的基石。通過文化交流、學術合作和青年交流項目，可以讓同胞領略中華文明的活力與包容性，從而增進認同感。
歷史告訴我們，分裂削弱民族，落後就要挨打。唯有團結發展，才能實現民族復興。今天，我們應當在經貿、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加強合作，讓台灣同胞切身感受到兩岸關係改善帶來的實惠，和大陸同胞一道攜手開創美好未來。作為一名已任6屆的全國政協委員，也作為抗戰將領親屬，我深感歷史賦予的使命。台灣光復的歷史對未來有著深刻啟示。紀念歷史，不僅是緬懷與銘記，更要化為責任與行動。我們必須以史為鑒，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以融合為路徑、以統一為目標，讓兩岸同胞攜手同行，共同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