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科醫生黃詩靈，今年5月前往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Kunduz）創傷中心，參與海外救援任務。那是她第一次參與人道救援工作，卻參與了超過700場手術，每天接觸經歷交通事故、燒傷、爆炸傷等傷者。由於醫療資源不足，她不得不面對抉擇，「救」與「不救」只在一念之間。她曾愧疚、自責，懷疑自己行醫的意義，但也逐漸明白，救援也有限制，只能活在當下，盡力完成該做的事。7個星期的故事，沒有奇蹟，沒有英雄，有的只是無數抉擇，以及與病患共處的日常。
黃詩靈說，她是個幸運的人。家境普通，但從小到大不缺甚麼。父母為她鋪了平坦的路，她走得漫不經心，直至後來獨自到加拿大升學，參與幾次救援組織的籌款活動，第一次意識到所擁有的多由別人給予，而非自己爭取而來。她想，如果能力所及，應該去做點甚麼，甚至選科時，也是因為知道許多救援組織缺麻醉科醫生，才選此專科。
首周受「震撼教育」 病人燒傷程度嚴重
今年5月，她首次參與無國界醫生的國際任務，前往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的創傷中心，駐守7個多星期。該中心2011年創立，主要處理交通事故、跌倒、槍傷與爆炸傷等創傷，單在去年，其急症室便診治了超過3萬名病人，全年完成逾4700宗手術。今年初，該中心也開始接收燒傷個案，求診者數量遠超出醫療團隊的應對能力，她加入時，正值病人激增，挑戰極大。
抵埗第一周，她已受「震撼教育」。她接手兩位經歷油站爆炸的男病人，一位50歲，另一位23歲。前者燒傷面積超過50%，後者超過40%。她不諱言，當地醫生處理大面積燒傷的經驗幾乎是零，深切治療部的支援也有限，作為麻醉科醫生，只能盡量提供協助，「我可以幫他進行麻醉，但中心本身能給他的不多。」
病人每隔兩天須做一次清創手術，去除感染或壞死的組織，每次都要接受全身麻醉。到第5次時，黃詩靈的內心開始掙扎，「他傷得太嚴重，就算在香港也未必救得回來，何況在阿富汗？」她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在延長病人痛苦，「我不斷問自己，他真的會有出院的那天嗎？」
與香港不同，中心只有她一個麻醉科醫生，沒有團隊、教授，也沒有可以討論的同事。最終，她決定在第6次手術時，先見病人的家人，向家屬說明情況，病人病情危殆，每次麻醉均有風險，風險可能超過手術本身的意義，並坦白表示，基於風險考慮，或不再為病人提供麻醉。換言之，即不會再為病人進行手術。
當病情無法逆轉 幾經掙扎
她原以為對方會激動提出質疑，但家屬只是點點頭，說會把一切交給真主安排，「他說我是特地飛來幫他們的醫生，很感激我，不管我怎麼決定，他都會尊重。」這是她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原定手術當晚，病人自然離世了，「對他來說，也許是種解脫；對我而言，我慶幸自己有先和家屬談過，家人接受了，病人也結束了痛苦。」
黃詩靈回憶，當時向當地醫生提出不再做手術的建議，對方難以接受，「放棄治療從來不是他們的選擇。」她向醫療團隊解釋「紓緩治療」的概念——當病情無法逆轉，治療目標從「延續生命」轉為「減輕身體和心理上的痛楚」。從那以後，團隊也開始改變。後來，一位燒傷達60%的病人入院，團隊嘗試治療，但情況未見好轉。幾次會議後，他們決定提前與家屬溝通，說明風險，也讓家屬有時間作心理準備。
在當地資源短缺是日常，也為救援工作帶來難題。她舉例，當地血庫存量較少，有時每天只有少於10包血，惟創傷離不開流血，不少病人進院時均有大出血，需更謹慎決定是否輸血，「每包血都很珍貴，會否下一位病人更需要？」藥物也如是，她提到香港常見常用的一款升血壓藥，只剩下一支，「甚麼情況下才值得開這一支藥？能否通過其他技術避開用藥？」她因而思考轉換方法，例如降低麻醉劑量，在合適情況下改用區域麻醉，「在資源有限的地方，便要另想辦法處理。」
以前普通的事物 原來很奢侈
黃詩靈說，她必須肯定自己的決定正確，才能幫助更多病人。她提起另一案例，有老婆婆因髖關節骨折入院，但在術前檢查時，其含氧量只有85，屬於危險情況。她為婆婆接上氧氣，做進一步檢查，推斷是長期呼吸系統病患，可能正值急性惡化期，手術後需要接駁呼吸機，但中心設備有限，呼吸機需優先給創傷病人使用。最後，她只能說無法為婆婆進行手術，建議轉院。
同日，當地的麻醉科護士同事說，婆婆從外省坐了10多小時的車來看病，且家境清貧，這中心是她的唯一希望，轉走等於從此失去治療機會。那一刻，她感到心痛，「好像是我親手宣布放棄病人，但真的沒辦法。」婆婆的家屬沒有表示不滿，像早習慣了這種醫療體系。她直言，想治好每位病人，但現實必須作出取捨，「我們的資源只能留給一些最有可能幫到的病人。」
實際上，當地設有政府醫院，也有醫生和護士，但缺藥、缺物資，有當地人和她說，醫生可以幫忙，但前提是病人需先買齊針劑與藥物，再接受治療。許多病人無力負擔相關物資，幸運的人傷口會逐漸康復，留下疤痕，但也有人因為傷口無法癒合，引發併發症，最後不治。
7周後，她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繼續擔任麻醉科醫生，繼續面對每天的手術與病人。上班第一天，她戴上手套，驚覺竟然合手，一度以為醫院換了新款。她說，以前覺得普通不過的事，原來那麼奢侈，「我還想再去，但要與工作取得平衡，始終香港醫療人手短缺問題未解決。如果有合適的時機和緣分，我會再去。」
肩負培訓當地團隊 預判情況準備替代方案
在昆都士創傷中心，黃詩靈除了負責手術麻醉，還兼負培訓當地團隊的任務。她說，當地10位麻醉科護士全是本地人，部分人曾接受相關訓練，但沒有正式的醫學培訓。她發現護士在燒傷處理與區域麻醉方面的知識相對薄弱，因而設計訓練課程。
她說，面對大面積燒傷，當地護士沿用處理一般傷口的做法，忽略了燒傷病人常見的呼吸道風險與麻醉併發症，「打麻醉藥後病人或無法自主呼吸，若沒有做好準備，連插入呼吸喉管的空間也沒有，無法搶救。」
當地環境艱難且工作量極大
她逐步釐清訓練重點，教團隊預判情況、準備替代方案，重點教授燒傷處理及區域麻醉的技巧。離開後，她仍不時收到當地護士傳來區域麻醉成功的訊息，「我也很開心」。
她提到，護士全是當地人，生活環境艱難，但依然每天工作，且工作量極大，「工作很辛苦，但都很努力，我更想幫助他們！」她說，離開那天最捨不得一眾護士，經歷多日高強度工作，彼此已建立深厚的團隊精神，「我們仍有保持聯絡，對我來說，是一段很美好的回憶。」
記者：林家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