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過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井友倫強調，該法案不僅是美國應對全球資本與供應鏈重組的戰略回應，更是特朗普政府推動「國家主權貨幣化、製造業回流、本土科技主導權」三大戰略的制度平臺。他指出，該法案將對華裔美國人產生深遠影響，可能促使更多高淨值華人將資產配置重心轉向美國。
井友倫從五個方面分析解讀了《大而美法案》。首先，這代表美國製造業的制度性重啟，華裔企業成為國家安全鏈條的關鍵一環。該法案強化了製造業回流激勵機制，包括延長《晶片與科學法案》的稅收減免，並為在美國建廠的企業提供十年免稅期和用工補貼。他認為，這一政策尤其利好南加、灣區和德州等地的華人企業，使其成為國家安全型製造生態的一部分。
第二，精英華人家庭的制度紅利，投資與居留身份首次完全掛鉤。井友倫提到，法案設立產業貢獻型綠卡計畫，允許在半導體、AI、生物科技或國防工業投資超過300萬美元或創造20個就業崗位的外籍申請人快速獲得移民身份。移民政策已進入國家利益導向期，身份將取決於對美國的科技主權或製造業貢獻。他指，這一政策特別有利於擁有技術和資金的華人家庭，為其提供長期居留和事業發展的制度保障。
第三，資本市場防火牆制度化，為華人中產資產安全提供更高保障。該法案授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財政部建立資本審查機制，加強對境外背景資金的審查，尤其是股權不透明的投資路徑。此舉並非針對特定國家，而是確保美國資本市場免受系統性風險干擾。井友倫表示，對於持有科技股、能源ETF等高波動性資產的華人投資者而言，這是一次「制度性防護升級」，而非封鎖。
第四、中國投資新規與全球資金流重組，資本轉向美國的趨勢。7月4日起，中國實施針對個人海外投資的境外證券申報與稅收政策，對投資美股、港股等徵收5%-15%的境外持有特別稅。哈佛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的「金融壓抑理論」認為，此類政策可能限制資本外流，但實際效果或促使高淨值華人將資產轉向制度更穩健的美國市場。
第五，制度認同與利益綁定，華人與美國的長期戰略關係。該法案的深層意義在於「制度綁定」與「價值歸屬」的雙重建構。美國的制度優勢在於能吸納多樣性並保持統一性，該法案不僅強化美國本土經濟結構，也為華人資本、企業和家庭提供了融入美國國家利益體系的機會。在全球格局重塑的背景下，美國正成為全球華人的「制度歸屬之地」。
井友倫總結道，《大而美法案》展現了特朗普政府的前瞻性戰略，不僅重塑美國經濟政策，也為華人群體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中國收緊海外投資的政策可能加速資本流向美國，進一步強化華人與美國的經濟綁定。在全球秩序重構的關鍵時刻，該法案或將成為影響國際人才與資本流動的重要轉捩點。
井友倫（Chris Ching），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曾任華爾街投行高管，長期研究全球貿易政策、巨集觀經濟模型及國際關係，他擁有加州執業律師與國際審計師雙資格，是加州共和黨黨代表。洛杉磯訊
《大而美法案》對華人群體的影響：井友倫分析五大重點。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