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考慮擴大之前頒布的入境禁令，再禁止多36個國家的公民入境。涉及國家包括尼日利亞、埃及、喀麥隆、塞內加爾、柬埔寨及不丹等非洲及亞洲國家。如果這些國家在60日內未能達到相關標準和要求，美會實施入境限制。白宮宣稱此舉旨在「抵禦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威脅」，列舉了簽證逾期滯留率、信息共享缺失等理由。然而細究其邏輯鏈條與實施框架，這一政策實更像是一場反移民秀。
科羅拉多州襲擊事件是此次禁令的「緊急動因」，政府聲稱該事件證明「未經審查的外國人構成極端危險」。奇怪的是，科州事件的襲擊者來自埃及，可埃及未被列入禁令名單。這種選擇性暴露了該政策的核心矛盾：若安全是唯一目標，為何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國家（比如埃及）得以豁免？
更關鍵的是，禁令所針對的威脅本身站不住腳。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數據顯示，本土極右翼恐怖主義才是當前社會上最致命的威脅，其襲擊頻率與致死率遠超伊斯蘭極端主義。聯邦調查局與國土安全部多次警告「白人至上」主義團體的危險性，結果被針對的是外國人。被禁國家中僅古巴、伊朗、敘利亞被美國列為「支持恐襲國家」，其他國家是因何上榜呢？比如，無任何記錄顯示緬甸公民曾在美發動襲擊。
此次禁令並非突發決策，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行動。早在2024年競選期間，特朗普便承諾「恢復並擴大旅行禁令」，並將其塑造為反移民政策的標誌。
禁令的簽署時間耐人尋味——科州襲擊事件後三天，政府迅速將其作為政治資本，人權組織批評「這是第二次穆斯林禁令，披著官僚外衣，利用公眾悲痛獲取政治掩護」。
為規避司法風險，特朗普政府汲取了2017年「穆斯林禁令」的教訓。新版禁令刻意淡化宗教關聯，強調「簽證逾期率」、「信息共享不足」等技術性理由，並取消失效日期，試圖永久化。最高法院2018年對舊版禁令的認可，成為此次擴張的法律護身符。
但是禁令的「例外條款」暴露了問題——允許參加2026年世界盃或2028年奧運會的運動員入境，卻拒絕普通民眾的家庭團聚；豁免曾為美軍服務的阿富汗翻譯，卻排除其家屬。流亡海外的緬甸民主運動者因禁令喪失庇護機會，一名阿富汗難民控訴：「為了美國的承諾放棄全部人生，如今卻墜入地獄」。
這些事例折射出禁令的殘酷之處——懲罰的恰恰是逃離暴政與戰火的弱勢群體，而非所謂「威脅」。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圖爾克警告，美國禁令的「廣泛性與全面性違反國際法」。儘管政府試圖以「國家安全」遮罩司法審查，法律挑戰仍在醞釀。移民權利組織指出，擴大禁令範圍缺乏行政記錄證明其必要性。豁免條款的任意性也可能違反《移民與國籍法》中的反歧視原則。
新版旅行禁令與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一脈相承，以安全為名、以法律為盾、以政治為核，撕裂的社會上來自不同國家人士的互信。築牆易，寬容難——後者或許才是真正的「美國復興」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