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瑞‧弗里德曼 達特茅斯學院政治學副教授
特朗普決定在2020年1月暗殺伊朗將軍蘇萊曼尼，就很好說明很難評估政策的智慧，但很容易展現決心。在川普下令暗殺後，許多觀察家指責他魯莽地冒著與伊朗開戰的風險。也有人說，美國早就應該把蘇萊曼尼當作打擊目標，這次打擊有助於嚇阻伊朗，使其今後不敢挑戰美國。即使事後復盤，也很難確定特朗普的決定是否反映了良好的判斷。
拜登2021年8月從阿富汗撤軍，與暗殺蘇萊曼尼鮮明對比。當時的民調數據顯示，選民對從阿富汗撤軍好不好缺乏堅定的看法。許多分析家認為，拜登選擇結束一場長期而不受歡迎的衝突，將獲得大量民眾支持。但阿富汗政府的突然垮台和混亂的撤軍沉重打擊了拜登作為合格總司令的聲譽。他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了6%，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玩火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選民高度重視候選人是否適合擔任總司令。 影響總統政治遺產的許多事件都與國際事務有關，如杜魯門處理朝鮮，甘迺迪處理古巴飛彈危機，以及小布殊處理9·11事件。 當這些總統競選時，這些事件都是料不到的。 由於世界政治經常被突如其來的挑戰所衝擊，選民有充分的理由關心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是否有處理外交政策的總體能力，而不是事先準備好一套具體的外交政策。
然而，候選人利用外交政策議題打造自己形象的方式可能會產生重要而真實的後果。例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關於攻擊墨西哥的說法很容易放棄，因為這是一種嚇唬，不會影響總統在任的決定。但總統們面臨兌現強硬承諾的壓力，往往只能硬撐到底。大多數選民不贊成甘迺迪還是增加了國防開支；約翰遜拿到國會授權後，一步步陷入戰爭泥潭；小布殊在他剩餘任期裡，一直陷在伊拉克；特朗普在任的四年裡，與盟友關係緊張。
今天，當涉及到美中關係時，裝腔作勢的風險特別高。很難知道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關於怎樣更有可能壓制中國，甚至專家和政策專業人士也分歧很多；當然不能指望選民能斷定哪些政策更好。但總統候選人有明確的動機利用中國來展示他們贏得大國競爭的決心來表明他們不會在壓力面前退縮，並指責競選對手反應遲鈍，看不到美國面臨的威脅。要是這麼做，候選人有可能使本已緊張的美中關係，升級到美國人不希望的對抗程度。
候選人可以看起來強大卻不強硬
要克服這些衝動並不容易，因為美國人容易被強硬的領導人所吸引，但他們更希望看到克制的外交政策。在過去，政黨透過提名具有豐富軍事經驗的總統候選人來實現這個目標，這些候選人可以依靠他們的經驗讓選民看到他們的強大，而不必採取強硬立場。除了德桑蒂斯，2024年的主要候選人都沒有任何軍事經驗。因此，如果他們想倡導不那麼強硬的立場而又不顯得軟弱，他們必須找到其他方法。
其中一種做法是用對抗性的語言來掩蓋外交政策的克制，這在今天的進步左翼中很常見。這些政客們非但沒有攻擊美國的國外對手，反而咄咄逼人地談論要對抗外交政策機構的有害因素。另一種不同的觀點是，強大的領導人需要用「盯緊球」方式來管理大國競爭，而不能被不必要的戰爭或多餘的軍事計劃分散注意力。
近幾十年來，進步派總統候選人一直難以贏得總統初選，更不用說大選了。如果美國人真的希望他們的領導人少一些強硬行為，他們最終需要改變他們對領導人的評價方式。美國人應該意識到，透過要求總統候選人公開展示他們的強硬，只能迫使這些候選人優先打造有吸引力的個人形象，而不是實現選民想要的克制外交。
要選民集體改變長期以來對合格總司令的偏好是很難的。美國公民有權決定他們有多希望選舉強大的領導人。但選民也應該意識到，候選人是如何有系統地利用他們的衝動，而且往往用冷酷的方式。否則，美國人將繼續對美國全球地位的成本和影響感到失望。——轉自《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