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彭詩喬三藩市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蔓延以來，亞太裔面臨不斷增長的仇視犯罪和事件，今年6月被罷免的三藩市地檢官博徹思（Chesa Boudin）因未能在多宗高關注案件中起訴仇視罪名而廣受詬病，仇視犯罪也成為亞裔社區與執法機構對話時最常提及的話題。
84歲泰裔老翁拉塔納柏克迪（Vicha Ratanapakdee）無故被推倒致死的案件中，家屬因為地檢署沒有以仇視犯罪起訴兇嫌而不滿，事件也成為罷免博徹思的導火索之一。雖然近年來針對亞太裔犯罪持續引關注，但真正能起訴仇視犯罪的並不多。來自多個地區的地檢官都曾表達仇視犯罪的起訴難度大，法律定義分明，並非所有仇視言論、歧視都是法律意義上的仇恨犯罪。起訴仇視犯罪需要由警方提供證據表明嫌疑人作案動機基於受害者身份，需要表明嫌犯曾發表針對某一族群仇視言論的直接證據。根據加州刑法典，仇視犯罪是一種加刑（enhancement），量刑為一年、二年或者三年。
今次11月選舉中，三藩市地檢官三名候選人：由市長委任的現任地檢官謝安宜（Brooke Jenkins）、前警察委員濱崎（John Hamasaki）和三藩市「政三代」阿利奧圖-維羅尼斯（Joe Alioto Veronese）日前與《星島日報》美西版編輯部見面時，分別談到了有關仇視犯罪的看法，意見不一，有認為仇視犯罪難以起訴，但無論如何會保證追究施暴者責任；也有認為無論證據如何都應起訴，以此傳遞仇視不容於三藩市的強有力訊息；有人則認為仇視犯罪這一問題不應被政治化。
謝安宜：難以起訴和證明仇視
博徹思在任時，謝安宜曾任職地檢署，但在離職後高調加入罷免陣營，曾批評博徹思沒有將以仇視犯罪起訴攻擊亞裔的嫌犯作為工作重點。謝安宜今年7月被任命為地檢官之後，積極參與仇視犯罪起訴相關的工作，但在她上任後發生的例如三藩市前藝術委員趙維新被攻擊案件中，並未加入仇視犯罪加刑。
謝安宜對本報表示，仇視犯罪起訴難度大，她有多年起訴仇視犯罪的經驗，「我一直都說仇視犯罪起訴難度很大，哪怕在博徹思時期，我對此非常公開透明，一直都說仇視犯罪非常難起訴和證明。」謝安宜指出，她不相信博徹思對這些案件的處理程序，因此上任後就對相關案件重新審閱，還任命湯曉慧為脆弱受害人部門負責人，帶領團隊審核涉及暴力的攻擊案件是否合理起訴。據謝安宜介紹，該小組相關工作有序進行，將對一些案件嫌疑人的電話紀錄、社交媒體等進一步調查，調查是否有指向仇視犯罪的跡象和證據。她指出，除了審閱過去的案件，還希望幫助社區了解起訴仇視犯罪所需的證據是什麼，便於今後發生類似案件時，目擊者能更好地報告。
謝安宜解釋，非常理解起訴仇視犯罪對受害人個人來說的意義，「但仇視犯罪是加刑，若成立將增加一至三年刑期，不是基礎罪行。在搶劫、攻擊等案件中，搶劫和攻擊罪行本身的後果更嚴重。」謝安宜承諾，無論「一紙訴狀上寫了什麼，我們確保追責，無論是否起訴仇視犯罪，這些人都會面臨嚴重後果。」
濱崎：親歷仇視 不應政治化
對於仇視犯罪，濱崎更多地談到的是他的個人經歷。兒時在邁阿密（Miami）上學的濱崎是學校裡為數不多的亞裔，他稱自幼稚園就開始經歷校園霸凌，被追被打，一度害怕回到學校，直至小學二年級才第一次反抗，那時他才了解到，當被霸凌的人反抗時，施暴方才會停止。
20多歲時，濱崎曾被三個人用棒球棍攻擊，對方還對他喊了仇視亞裔的語言，但警察到場後看他沒有傷到骨頭，就說「沒事」，而施暴者最後被捕。這些經歷影響了濱崎，讓他對類似案件的受害人多了更多理解，「我20歲時沒有現在這樣的受害人服務，也沒有因為我因膚色被攻擊這件事，得到什麼不同對待，我覺得這是應該改變的。」
他對仇視犯罪受害人的處境感同身受，但他也批評了政治選舉中利用亞裔受害人及社區傷痛達到政治目的的現象，「亞裔的傷痛、恐懼與掙扎被政治利用，以到達一些目的，我不贊成這一點，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受害人被利用了。」他解釋稱，仇視犯罪的問題不應該政治化，而應該以更嚴肅的態度解決。
阿利奧圖-維羅尼斯：起訴是傳達信息
阿利奧圖-維羅尼斯直言不同意地檢官所稱「仇視犯罪難以論證」的觀點，「作為民權律師，我已經證明仇視犯罪22年。」他表示，在此類案件中，哪怕沒有歧視言語等直接證據，也可以找尋間接證據，「現在的地檢官沒有任何相關經驗，她沒有為華裔社區奮鬥，但是我會。」
對於趙維新的案件，阿利奧圖-維羅尼斯聲稱「100%可以起訴仇視犯罪」，他表示將力證仇視犯罪存在，「如果我不能證明，我還是起訴仇視犯罪，藉此傳達信息給那些從東灣來三藩市欺負長者的人，三藩市與這些長者站在一起，三藩市絕不容許這些行為。」阿利奧圖-維羅尼斯希望藉此威懾罪犯，讓他們停止在三藩市尋找受害人，他表示哪怕最後陪審團認為仇視犯罪罪名不成立，「我仍然相信這是仇視犯罪，」並且已經藉此態度傳達了強有力的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