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約街頭的進步派新星亞曆山德里婭˙奧凱西奧-科爾特斯（AOC），到誓言「打破建制」的共和黨新銳馬特˙蓋茨，一個又一個曾以反體制旗幟贏得民心的政治人物，在進入權力殿堂後紛紛遭遇同一種困境。他們的變革承諾或被體制稀釋，或被權力結構馴服，最終成為他們曾批判的系統的一部分。這一現象在美、歐多個政黨中蔓延，揭示了民主體制對異質者的強大「消化能力」，以及理想主義在現實政治中的結構性困境。
改革派進入體制後的轉向，往往始於對「可行性」的重新認知。競選時期的口號需要轉化為可操作的政策，而官僚體系、政黨機器與利益集團的網路構成了一道無形高牆。例如科爾特斯早期力推的「綠色新政」和全民醫保，最終在國會表決中被大幅刪減，以換取民主黨主流派的支持。這種妥協，被辯護為「漸進式變革」，但實質上是理想向現實低頭的標誌。
更為關鍵的是，政治生存邏輯取代了變革邏輯。新晉議員若想獲得委員會席位、法案表決權或競選資金，必須服從黨內領導層的議程安排。
共和黨內的「自由黨團」曾以罷免議長相脅要求財政緊縮，卻在國防預算案中集體默許軍費擴張——因為他們需要黨團支援其選區項目。當政治生命取決於連任而非理念堅守時，原則性讓步成為生存策略。
體制對反對者的馴化通有著一脈相承、清晰可見的線路。首先是政黨通過資源配置引導異見者。例如將激進議員納入特別委員會，使其忙於技術性議題；或授予象徵性職務，用事務性工作消耗其變革精力。然後是媒體與對手合力將「理想主義」污名化為「不切實際」。
科爾特斯主張取消學生貸款時，主流媒體就反復追問「錢從哪來」，卻鮮少同規格質疑軍費擴張。到最後，為了爭取更廣泛選民，議員不得不調整立場，以迎合選區中間派。
諷刺的是，體制的韌性正源於這種馴化能力。它通過吸納部分邊緣訴求（如環保或稅改）來釋放壓力，卻避免觸及根本權力結構。就像企業用「可持續包裝」回應環保訴求，卻迴避生產模式變革一樣。
這種現象甚至超越了意識形態鴻溝。左翼承諾的結構性改革（財富再分配、醫保覆蓋）需挑戰資本利益集團，但民主黨金主多來自科技與金融業。右翼保守派反建制者抨擊「深層政府」，卻依賴軍工聯合體維持選區就業。特朗普首任期內國防支出反增12%，其承諾的「結束無謂戰爭」淪為空洞口號。
真正的變革不在替換面孔，而在改造權力架構本身。正如口腔正畸不僅要矯治牙齒，更需重塑頜骨生長環境。政治體制亦然，如果缺乏對決策透明性、金主監管與基層參與的深度改革，任何改革派終將被體制的引力所俘獲。
體制的勝利，就是民主的失敗。「變革」如果淪為競選修辭而非法治實踐，改革派也就成了新建制派，政治只能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循環。要終結這一悖論，需要公民以制度性壓力持續校準權力，因為真正的反叛精神，不在於推倒高牆的誓言，而在於永不停止推牆的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