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訪美，特朗普以二十一響禮砲和軍樂團相迎，稱「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就在這場舉世矚目的會面前數日，特朗普對傳統盟友發出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威脅：若歐盟允許加拿大成為準成員國，他將對歐洲加徵非常重的關稅，甚至在某些領域切斷貿易往來。關稅、國防開支、個人恩怨，交織成亂作一團的網，勒住了美國本應珍惜的同盟關係。
特朗普對加拿大的施壓早已超越了技術性範疇。他將特魯多稱為「州長」，把加拿大說成「第五十一州」，在美加貿易談判最後關頭要求對方讓出關鍵礦產的獨家獲取權。這種將盟友視為附庸的姿態，換來的是等額報復清單。歐洲的處境更為微妙，以承諾六千億美元對美投資及七千五百億美元能源採購為代價，換來的是一紙協議。尊嚴被反復碾壓，容忍正在逼近極限。德國總理默茨呼籲結束對美國的依賴，七成蘇格蘭人對特朗普持負面看法，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不再是外交辭令可以彌合。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存在開始呈現出另一種意義。馬德里《對外政策》雙月刊的觀察指出，僅今年前五個月就有約二十位外國領導人訪問中國，中國正以「多邊主義捍衛者」的姿態出現在一個愈加分裂的世界面前。美國的政策以不可預測性和極限施壓為特徵時，中國釋放的是政策連續性與戰略穩定性的信號。歐洲把目光投向東方，未必出於熱情，更多是出於對沖風險的理性算計。
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的微妙轉變同樣值得玩味。從第一任期的強硬措辭到二零二五年國家安全戰略中「更為溫和」的立場，特朗普第二任期已將中國視為「經濟競爭對手而非地緣政治對手」，尋求一種共存模式。今年五月的中美元首會晤確立了「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對華盛頓而言，這種穩定有助於避免直接對抗，集中精力處理其他公開危機；對北京而言，穩定本身就是繼續積累實力的契機。
美國即便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金融市場，但將實力轉化為影響力的通道正在變窄。卡尼所說的「其他民主國家的燈塔」，實際上是在為一種「後美國中心」的盟友關係模式探路。馮德萊恩向加拿大伸出「準成員國」的橄欖枝，與其說是進攻，不如說是避險布局。
習近平訪美期間，中美雙方談的是「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這些固然是北京對雙邊關係的願景，但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下，也體現出美國與盟友之間正在喪失的默契。連自己的鄰國和傳統夥伴都無法說服時，特朗普如果還想向中方施壓，便成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國不一定要說服各國選邊站隊，而是讓選擇不再是非此即彼。在類似伊朗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全球性問題上，實際上已經沒有哪個國家還願意與美國合作。因為特朗普並不從聯盟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只考慮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