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律師已將長達111頁的特赦請求遞交給總統辦公室法律部門。按照程序，請求已轉交司法部赦免司，預計全過程可能要數周甚至兩個月。法律賦予總統在特定情況下提前赦免的權力，但這需要滿足「符合公共利益」的嚴格條件。最知名的先例是1980年代的「300路巴士事件」，當時總統在審判前赦免了情報機構辛貝特的成員。
內塔尼亞胡面臨的受賄、欺詐和違背公眾信任3項指控，涉及他及其家人在2007年至2016年間從以色列商人處收受價值約28萬美元物品的指控。自2020年案件正式審理以來，他多次以戰事、外訪、健康等理由「拖延避審」。律師哈達德在特赦請求中表示，針對總理的刑事訴訟「損害了以色列的國家利益，加劇了公眾的分裂」。
內塔尼亞胡一向擅長「製造危機」來維持自己的權利。他利用以色列社會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劫持人質事件遭受的集體創傷，以緊急狀態為藉口，服務於自身的目的和利益。他將安全災難轉化為延長政治生命的平臺，通過「馴服軍事機構」、「瓦解政府內部的權力中心」和「將危機當作機會來管理」這三大工具，加強了對安全決策的控制，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或者親信圈手中。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報告顯示，至少410名巴勒斯坦人在試圖從加沙一處私人援助中心領取物資時遭以色列軍隊殺害，聯合國官員認為這種情況「構成戰爭罪」。國際人道法明確規定必須區分平民與戰鬥人員，攻擊行動只能針對軍事目標。然而加沙居民在尋求食物時面臨「要麼餓死，要麼冒著被殺風險去爭取食物」的選擇。
內塔尼亞胡在特赦申請書中的辯解凸顯了一種政治邏輯：「以色列正面臨著可能從根本上重塑整個中東格局的難得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危險、威脅和挑戰」。他認為自己作為總理「必須將全部精力、時間和判斷力投入到領導以色列度過這些歷史性時刻」。反對黨領袖拉皮德則針鋒相對地表示，除非內塔尼亞胡承認有罪、表達悔意並立即退出政壇，否則不可能獲得赦免。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混為一談，是內塔尼亞胡的一貫手法。
這種政治計算背後，是加沙地帶超過7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代價。戰爭使190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加沙的醫療系統遭受重創，近三分之一的醫療設施被摧毀。
以色列總統府外，反對赦免內塔尼亞胡的集會仍在繼續。而在加沙，無國界醫生組織報告稱他們的醫療中心每天接收著來自援助分發點的槍擊傷者。對內塔尼亞胡特赦請求，唯一明智的回答是堅決說「不」。特赦制度不能用來否定司法、公然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根本原則。內塔尼亞胡將自己的命運捆綁在「國家利益」的戰車上時，加沙廢墟中的斑斑血跡，構成了對當代國際政治最沉痛的質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