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校園內有一座在全球人文與社會科學界享有崇高聲譽的學術殿堂——哈佛燕京學社。這座成立於1928年的學術機構，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歲月裡，宛如一條無形的紐帶，跨越太平洋的驚濤駭浪，將西方頂尖學府與亞洲的學術命運緊緊相連。
隨著著名政治學者、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服務長達16年後，於2024年7月正式卸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一職，日前華中師範大學印度研究中心學者吳和林與裴宜理教授展開了一場深度對話。這篇題為《回顧与展望：哈佛燕京学社的百年沉浮》的訪談，不僅深情回顧了學社的創立秘辛、地緣政治考量以及重大學術貢獻，更為大眾揭示了這家位於劍橋市的傳奇學社之當代現狀。
哈佛燕京學社的誕生，源於一段極具傳奇色彩的慈善傳奇。其創立資金來自美國鋁業公司（Alcoa）創始人霍爾的遺產基金。霍爾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熱愛，源於其深厚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而他的姐姐和姑姑都曾作為傳教士前往中國傳教。在家庭耳濡目染之下，霍爾對亞洲特別是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
從1914年霍爾去世，到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在麻州劍橋市正式成立，中間歷經了整整14年的複雜協調。最終，遺產受託人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妥協，決定在哈佛大學設立機構總部，並將該機構命名為哈佛燕京學社，同時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校園內設立一個分社，以此在兩國共同開展學術活動。
在哈佛燕京學社的架構設計中，中國著名學者胡適先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關鍵作用。當時，胡適先生敏銳地指出，哈佛燕京學社應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機構存在，既不能附屬於哈佛大學，也不能附屬於燕京大學。這一提議在今天看來展現了驚人的遠見。正是因為胡適的建議，哈佛燕京學社在法律與財務上始終保持著獨立性，這賦予了學社極大的靈活性與自主性，使其能夠根據國際政治與學術環境的劇烈變遷及時做出調整。1952年，隨著中國內地高等院校的撤併與轉制，燕京大學被迫解散，學社與中國教會大學的聯繫也被迫中斷。
對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性貢獻
在1952年以前，哈佛燕京學社的資金主要傾注於中國的高等教育與文化保存。除了燕京大學獲得了最大份額的資金外，學社還對中國的多所教會大學給予了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這些學校包括廣州的嶺南大學、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山東的齊魯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福州的福建協和大學，以及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華中大學。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正經歷著極其劇烈的社會動蕩與民族主義浪潮，傳統的中國文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在此歷史節點，哈佛燕京學社並沒有將資助重點放在單純的文理教育上，而是強調要進行深度的「中國研究」。學社撥款支持這些學校建立博物館、圖書館以及「中國文化價值儲藏室」，將搶救和保存中國古代文化遺產視為己任。
哈佛燕京學社的發展，與歷任社長的學術背景與戰略抉擇息息相關。學社的第一任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是一位出生於俄羅斯、在歐洲接受教育並在日本獲得學位的國際化漢學家。他熟諳古漢語與日語，是第一個從東京帝國大學獲得學位的西方人。在他的帶領下，學社在創立初期便奠定了高度國際化的學術格調。
1952年，隨著地緣政治環境的突變，第二任社長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接過了歷史重任。賴肖爾在中國與日本長大，是傳教士的後代，後來曾擔任美國駐日本大使。在無法與中國大陸開展合作的艱難時期，賴肖爾社長果斷調整戰略，帶領學社首創了「訪問學者計劃」，邀請東亞各地的學者前來美國進修。他將合作關係迅速拓展至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以及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頂尖大學，並在當地的學府設立了廣泛的學術網絡。
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哈佛燕京學社累計資助了超過1200名來自亞洲的訪問學者，以及超過600名亞洲合作高校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候選人。這批學者在學社的資助下，在哈佛大學完成了多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研究，出版了大量極具分量的學術著作，並在學成歸國後成為了亞洲高等教育與公共事務領域的中流砥柱。
與此同時，哈佛燕京學社也極大地反哺了哈佛大學本身。哈佛大學的教員無需離開校園，便能在劍橋市與亞洲最優秀的學術大腦進行面對面的深度交流。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更是這一學術共生關係的最大受益者。亞洲學者在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進行研究的同時，也為圖書館提供了大量的編目和採購建議，協助挖掘了無數隱藏在館藏深處的「歷史珍寶」。本報記者李強波士頓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