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時事觀察—霍詠強:校長講粗口有什麼大不了?

2026 年 5 月 27 日

20260527 霍詠強
《校長講粗口有什麼大不了?》9:52

近日,一宗校長於新加坡帶領學生團期間,因與保安人員爭執而口出粗言的事件,經《南華早報》報道後引發廣泛關注。影片中當事人不僅言語失當,態度亦顯欠妥,教育局隨後宣佈展開調查,涉事校長亦已被暫停職務。事件經新加坡媒體轉載後,更被當地小報以醒目版面處理,令小風波演變成「醜出國際」的公眾議題。

單從事件本身而言,或許僅屬個別人士的失儀行為,本不值得大費周章討論。然而,當我們細看相關片段,並結合近期社會對語言使用的觀察,便會發現此事背後折射出更值得深思的現象:粗口在當代香港,是否正逐漸被賦予某種「文化正當性」?

事實上,涉事校長在片段中所講的粗口數量並不多,但其整體態度與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形象明顯不符。更令人憂慮的是,同期流傳的其他片段顯示,該校長與學生互動時的言行,雖未至粗鄙,卻亦難稱得上「為人師表」的典範。這類現象並非孤例,當下不少年輕人,甚至中小學生,在課餘場合使用粗言穢語的情況日益普遍。

延伸觀察,類似的語言習慣亦見於某些職場集體活動。在部分公司年會或團隊建設場合,粗口彷彿成為「助語詞」,若不夾雜幾句粗言,竟似不懂表達。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或許不僅是語言習慣的改變,更是文化素養與文明底線的悄然滑坡。

過去十年間,香港社會確實出現一種趨勢:將粗口視為「直率」「真性情」的象徵,甚至將其包裝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支持者認為,粗口能拉近人際距離、營造輕鬆氛圍,或在特定群體中製造情緒共鳴。然而,我們必須釐清:表達直率不等於言語粗鄙,群體認同亦無需建基於低俗話語之上。

近日觀看電影《夜王》的相關訪問片段,更引發筆者對此議題的進一步思考。該片背景設定於90年代夜場文化,角色使用粗口本為配合時代情境與戲劇效果。然而,在宣傳訪問中,有主持人將粗口直接等同於「香港文化」,並興奮地詢問馬來西亞籍演員廖子妤,當地是否亦有類似「粗口文化」。廖子妤回應時雖保持禮貌,但明確指出:在馬來西亞,廣東話粗口雖存在,卻被視為不文明、低素質的言語,絕非值得宣揚的「文化」。

黃子華則坦言拍攝該片時講了「一生人最多粗口」,但其言下之意清晰:講粗口是劇情需要,配合角色與時代背景,絕非值得模仿或推崇的行為。他在訪問中多次淡化粗口的戲劇效果,強調其僅為敘事工具,而非價值倡議。這種專業態度,恰恰與將粗口「文化化」「正當化」的論調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必須警惕三種危險傾向:
其一,混淆價值判斷,模糊文明邊界。 將粗口包裝為「文化特色」,實質是將好壞不分、雅俗不辨的態度合理化。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正是語言表達的日益精準與得體。若將粗言穢語視為「理所當然」,無異於放棄對文明素養的追求。

其二,以「本土」之名,行排他之實。 部分論調將粗口與「香港身份」掛鉤,暗示不使用粗口者「不夠地道」。這種邏輯不僅狹隘,更易製造小圈子文化,加劇群體對立。真正的文化認同,應建基於共同的價值與修養,而非低俗話語的集體展演。

其三,忽視教育責任,放任語言滑坡。 教育工作者、公眾人物的一言一行,對年輕人具有示範效應。若師長、名人將粗口視為「無傷大雅」甚至「幽默風趣」,學生與大眾便易誤以為此乃可接受的溝通方式。長此以往,語言素養的整體下滑將難以逆轉。

當然,我們並非主張語言必須刻板拘謹,亦理解特定情境下(如藝術創作、私密友誼)的表達彈性。然而,公共場合、教育場景、專業環境中的語言使用,理應遵循基本的禮儀與尊重。粗口或許能帶來短暫的情緒宣洩,卻難以建構長遠的溝通信任與社會和諧。

回顧此次校長事件,其警示意義不在於單一當事人的處分,而在於提醒我們:當粗口被美化為「文化」、被合理化為「真性情」,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語言的優雅,更是對文明底線的堅守。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其文化魅力應建基於開放包容、專業敬業與人文素養,而非將低俗話語誤認為「本土特色」。

我們尊重本土情懷,但更需警惕以「文化」之名行倒退之實。唯有守住語言的文明邊界,方能真正守護真正的文化底蘊與未來希望。

本材料由 Chinese Information Radio代表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發佈,更多相關信息可從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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