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拿出2500萬美元獎金，鼓勵公眾舉報欺詐，首位獲獎者是一位YouTube博主，憑一條指控明尼蘇達州托兒中心欺詐的視頻，拿到一萬美元。表面上看，這是「全民反詐」的創新之舉；仔細想想，卻是一場將執法權部分讓渡給賞金獵人的危險實驗。舉報一旦被金錢驅動，其弊遠大於利，歷史早已反復印證這一點。
該計劃最核心的缺陷，在於把「舉報」變成了逐利行為。獎金按欺詐金額的1%計算，上限三萬美元，由司法部全權裁量發放。特朗普本人更聲稱將親自裁決多人爭搶同一線索時的歸屬。一個本應嚴肅、審慎的法律機制，被簡化為一樁以定罪為先決條件的交易。人們舉報的動機從維護公共利益滑向賺取賞金，線索就有可能不再由事實決定，而由舉報者對自身利益的追逐來定。大量帶有揣測性甚至惡意編造的舉報勢必洶湧而來——有沒有棗，打一桿子再說。真正有價值的線索反而可能被淹沒，畢竟執法者的資源是有限的，每一份虛假舉報都在消耗本可用於核查真實犯罪的人力與時間。
都不需要太多例子，首位獲獎者就正正暴露了問題。網絡時代，舉報天然傾向於獎勵那些具有傳播聲量、符合主流敘事的人。獲獎的Nick Shirley是一位親特朗普的網紅，其視頻被政府高級官員廣泛轉發，直接成為削減明尼蘇達州聯邦資金的依據。
明尼蘇達州兒童、青少年和家庭部門對視頻中的部分指控明確提出了異議，稱其「具有誤導性且誇大其詞」。儘管後來確有一名被曝光女性認罪，但這並不能證明視頻內所有的指控全部屬實。
舉報一旦與政治產生交集，篩選標準便不再是線索是否準確，而是是否好用。網紅博主憑藉被官方放大傳播的視頻得獎，無數默默提供消息的普通人可能連回音都收不到。這種示範效應，鼓勵的不是公民監督，而是製造聳動內容的流量追逐。
更糟糕的是，該計劃繞過了目前既有的吹哨人保護與獎勵框架。《虛假索賠法》允許舉報人分享最高可達追回收益25%至30%的賠償，但程序嚴格、保護機制相對成熟。新計劃居然可以讓總統個人的裁決來取代制度化審核，實質上是削弱了吹哨人制度的嚴肅性。非營利組織「舉報人援助」負責人公開質疑該計劃，呼籲政府也應調查自身行政部門可能存在的違規行為。
歷史經驗證明，以金錢誘使民眾互相監視的制度，往往會走向始料未及的結局。舉報的本質是公民參與公共治理的一種方式，其正當性來源於公義和對法治的信任。一旦涉及錢，很容易淪為牟利工具，社會信任的根基也隨之鬆動。
人性最經不起考驗，美國建國之初的《外僑與煽動叛亂法》、二十世紀麥卡錫時代的告密風潮，無一不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或清除不忠者的名義下，將鄰居、同事、親人、朋友變成潛在的監視者，最終傷害了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如今的2500萬賞金看起來規模不大，但邏輯一脈相承：用利益驅動替代責任驅動，用舉報替代制度性監管。
欺詐當然應當被追查和懲處。明尼蘇達州涉及兒童營養項目和托兒補貼的欺詐案件確有實據，涉案金額驚人。但應對之策應當是加強審計、完善資金撥付的驗證機制、充實執法隊伍的專業能力，而非將發現犯罪的寄望於想搞點錢花的陌生人。好制度讓公民因責任而舉報，壞制度讓公民為賺錢而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