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社電
康奈爾大學兩年前被指發生兄弟會輪姦案，校方處理手法消極，引發外界對聯邦民權法《第九章》（Title IX）的質疑，到底法規生效半世紀以來如何影響大專院校如何處理校園性侵事件。
外界對《第九章》的關注，始於一名「無名氏」（Jane Doe）女子上月提告康奈爾大學和7名兄弟會成員。根據她的說法，2024年10月，她在「奇斐兄弟會」（Chi Phi fraternity house）一場派對中被迫吸食速效鎮靜劑「氯胺酮」、抽大麻和喝酒後遭輪姦。7名涉事者否認指控，不是說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就是說自己未參與其中。
有54年歷史的《第九章》最為大眾所熟悉的，是其保護女性運動員的權利。2011年奧巴馬政府發出指引，明確表明保護宣稱被性侵或騷擾的人。
協助高校決定處分
雖然相關規則隨不同時代政府出現變化，但《第九章》程序旨在協助大專院校決定如何處分涉事者，不管涉事者是否面對刑事或其他司法後果。
性侵案可透過刑事法庭處理，同時也可透過大學運作的《第九章》處分程序解決。芝加哥帝博大學（DePaul University）社區心理學教授格莉森（Megan Greeson）指出，理論上刑事司法程序可導致監禁，依《第九章》程序處理的案件則可導致涉事學生被開除學籍，但事實上這兩種制度鮮有帶來嚴重後果。
格莉森與其他學者曾對28多萬宗相關個案進行研究，發現有20%通報警方的個案提出起訴，僅8%成功定罪。
該名康奈爾大學受害人也不例外。在校警為她完成筆錄後，地檢官早已決定不提出起訴。但受害人代表律師表示，受害人一直以為刑事調查正在進行，結果被誤導。
這種案例說明了對這種雙軌制度的常見投訴。格莉森透露，她經常聽到有人說「有兩項不同調查是什麼意思？」
表面上，《第九章》調查與警方調查有不少地方雷同，包括目擊者接受筆錄，被指控一方需要聘用律師辯護。由於過程非常繁瑣，以至於不少受害人不是選擇放棄追究就是選擇非正式途徑討公道，例如要求涉事者別與指控者一起上課或轉學，涉事者往往不會留下任何相關紀錄。
不同政府不同詮釋
當案件進入聆訊程序時，學校在認定責任歸屬上的門檻都會低於司法制度在「排除合理懷疑」上的標準。《第九章》要求校方，若證據顯示相關指控更有可能真實時，就必須認定遭指控學生負有責任。
除了開除學籍，其他後果包括停學、獎學金被取消或扣留學位。被認定的違規行為可能被記錄在成績單上，從而影響他們申請研究所或取得某些州級專業執照。
第一任特朗普政府將相關法規改變縮小性騷擾定義後，康奈爾等大學處理的同類個案減少。
批評者認為，此舉妨礙學生挺身而出檢舉性侵行為。即使勇敢提出指控，受害人仍得面對現場聆訊，還有涉事者代表律師的交叉詰問。
前總統拜登政府2024年擴大被視為性騷擾的行為範圍，明確表明《第九章》保護性小眾，並將現場聆訊設為選項。
該修訂遭聯邦法官推翻，去年回歸白宮的特朗普隨後恢復2020年相關規定，於上個月生效。
致力處理校園性暴力行為的政治倡議組織Know Your IX認為，鑑於特朗普政府執行《第九章》的方式或實際上選擇放棄執法，使得學生們能夠追究責任或取得支持的途徑變得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