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孟青
香港郵政面對虧損加劇的困境，市場湧現「私有化」、「自生自滅」等聲音，甚至拿英國皇家郵政及德國郵政作比較。這種論調有以偏概全之嫌——香港與歐洲物流業競爭環境截然不同，香港郵政更沒有英國郵政的接受存款牌照，無法複製其金融化轉型路徑。更根本的是，香港郵政肩負普及郵政服務的公共責任，不能完全以商業邏輯決定服務存廢。
香港郵政目前最大體制束縛在於《郵政條例》——既要承擔普及服務責任（USO），維持全港每一個地址的派遞網絡，又要以營運基金自負盈虧，公私定位含糊，才是結構性財困的根源。可行的做法是修訂《郵政條例》，將普及服務的範疇明確界定於基本郵遞，對商業託運、跨境高價值商品實施「雙軌管理」，容許香港郵政針對高合規成本業務靈活定價。同時，應爭取為郵資鬆綁，讓訂價能反映實際營運成本。
信件萎縮是結構性趨勢，丹麥已正式終止信件業務。香港郵政的出路在於「包裹主導」。香港郵政勝在網絡遍布全港，可以考慮主動深化與本地電商及跨境物流企業合作，將郵政局升級為自提點，並延長服務時間，提供多元化物流樞紐及自提服務。基於員工成本佔營運開支三分二，署方宣布試用期滿員工改以兩年合約續聘，不再發出長期聘用條款，這是正確方向但力度不足，善用人工智能必有助提升效率。
私有化並非唯一出路，日本郵便私有化後依然財困。香港郵政認清自身作為公用服務的本質，在法律框架、業務定位與成本結構三方面同步改革，找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