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紐約州
最近《星島》報道「加州華裔學霸控招生歧視案取進展」（8月31日），此事與華人利益關係密切。華裔學子鍾斯坦利（Stanley Zhong）申請十八所大學，遭其中十六所拒絕。其後鍾氏父子先後控告多所院校，指其招生制度歧視亞裔。由於找不到律師接案，他們甚至借助人工智能研究法律、撰寫訴狀，自行與由大牌律師樓代理的大學對簿公堂。近日聯邦法院拒絕駁回鍾斯坦利針對華盛頓大學的核心訴求，使案件得以繼續審理。
一個普通工程師家庭，為了一項關係萬千亞裔家庭切身利益的事情，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去做一件投入與個人所得完全不成比例的事情，頗有幾分精衛填海的悲壯。令人感慨的不只是鍾家的遭遇，而是本應由法律監督、民權團體和政治行動承擔的事情，最後竟落到一個普通家庭身上，要靠私人訴訟單槍匹馬去做。
2023年最高法院在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案中裁定大學招生的反向歧視違憲。鍾氏父子的訴訟揭出的下一個問題是：明文取締反向歧視後，大學是否照樣利用表面中性的手段，變相維持原有種族配額？法律上禁止是一回事，實際上能不能禁住又是另一回事。
對加州華人而言，這本來就不是新聞。1996年加州早已明文禁止公立大學實行反向歧視，三十年來公立高校卻一直渾水摸魚，以各種辦法維持種族平衡。加州大學在新冠疫情結束多年後仍拒絕恢復SAT、ACT成績的招生作用。取消一項透明客觀的指標，考評重點自然更多落到難以核驗、任由校方拿捏的「軟性條件」上。醉翁之意，不言而喻。
這就不得不提高等教育界盛行的分配正義觀。某一族群如果在升學、就業、收入等方面表現突出，很快就會被戴上一頂「特權」帽子，成為再分配的對象。在這套烏托邦思維中，個人努力和程序公平成了次要問題；只要不同群體最後的結果不符合某種預設比例，就被認定為社會不公，於是有人必須讓出機會，有人必須得到補償。亞裔既然「太成功」，自然成了被割的韭菜。
幾代華人漂洋過海追求美國夢，其中一個極樸素的願望，就是擺脫出身、關係和特權的束縛，憑本事改變命運。從家庭出身、政治成分到關係門路，華人對「按照身份分配機會」這回事並不陌生，也正因如此，考試取士和按成績競爭這種傳統觀念有著特殊的吸引力。諷刺正在這裏。華人千辛萬苦離開一個講身份、講關係的社會，以為來到一個講規則的社會；學子們寒窗苦讀十餘年，精於在既定規則下競爭，最後才發現別人可以更改游戲規則。
這也是華人自身的共業。
華人勤學、重教、置產、經營生意和專業生涯，幾代人的心血幾乎都花在自家一畝三分地上。公共事務則能避則避，政治鬥爭更視為畏途。教育局也好，州議會也好，大學董事會也好，只要不妨礙自家過日子，誰掌權、誰定規矩似乎都無所謂。這種自耕自作的處世哲學，在太平年月未必吃虧，一旦利益需要靠政治力量維護，弱點立即暴露無遺。
民主政治從來不是埋頭做題。規則背後是權力，權力背後是組織。華人人口不少，收入不低，教育程度高，政治實力卻遠不與此相稱。所以鍾案最值得華人反思的，不只是「為甚麼政界和教育界的建制派對華人不公」，而是另一個更加難堪的問題：為甚麼到了今天，這件事情仍然要一個普通家庭單槍匹馬來做？
華裔民選官員對這項攸關華人利益的議題往往視若燙手山芋。政治人物當然不必因為自己姓張姓李，就凡事服從所謂「華人立場」；但如果競選時拿華人面孔招徠華裔選票，當選後遇到華人的實際權益卻噤若寒蟬，那麼選民也完全有資格問一句：選你出來有甚麼用？
1978年的Bakke案以「多元化」之名為反向歧視留下後門；此後數十年，這道後門越開越大，直到2023年的SFFA 案才被最高法院堵上。多年來遭到扭曲的憲法秩序得以恢復，卻絕非大團圓結局。法院可以判一條政策違憲，卻不能替政府監督每一所大學，更不能替一個政治上沉默的群體爭取權益。2023年只是進度條走到這裏，還遠沒有拉滿。
接下來就看華人願不願意自己把它拉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