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宗校長於新加坡帶領學生團期間，因與保安人員爭執而口出粗言的事件，經《南華早報》報道後引發廣泛關注。影片中當事人不僅言語失當，態度亦顯欠妥，教育局隨後宣佈展開調查，涉事校長亦已被暫停職務。
單從事件本身而言，或許僅屬個別人士的失儀行為，本不值得大費周章討論。當我們細看相關片段，並結合近期社會對語言使用的觀察，發現此事背後折射出更值得深思的現象：粗口在當代香港，是否正逐漸被賦予某種「文化正當性」？
延伸觀察，類似的語言習慣亦見於某些職場集體活動。在部分公司年會或團隊建設場合，粗口彷彿成為「助語詞」，若不夾雜幾句粗言，竟似不懂表達。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或許不僅是語言習慣的改變，更是文化素養與文明底線的悄然滑坡。
過去十年間，香港社會確實出現一種趨勢：將粗口視為「直率」「真性情」的象徵，甚至將其包裝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支持者認為，粗口能拉近人際距離、營造輕鬆氛圍，或在特定群體中製造情緒共鳴。然而，我們必須釐清：表達直率不等於言語粗鄙，群體認同亦無需建基於低俗話語之上。
近日觀看電影《夜王》的相關訪問片段，更引發筆者對此議題的進一步思考。該片背景設定於90年代夜場文化，角色使用粗口本為配合時代情境與戲劇效果。在宣傳訪問中，有主持人將粗口直接等同於「香港文化」，並興奮地詢問馬來西亞籍演員廖子妤，當地是否亦有類似「粗口文化」。廖子妤回應時明確指出：在馬來西亞，廣東話粗口雖存在，卻被視為不文明、低素質的言語，絕非值得宣揚的「文化」。
黃子華則坦言拍攝該片時講了「一生人最多粗口」，其言下之意清晰：講粗口是劇情需要，配合角色與時代背景，絕非值得模仿或推崇的行為。他在訪問中多次淡化粗口的戲劇效果，強調其僅為敘事工具，而非價值倡議。這種專業態度，恰恰與將粗口「文化化」「正當化」的論調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必須警惕三種危險傾向：
其一，混淆價值判斷，模糊文明邊界。將粗口包裝為「文化特色」，實質是將好壞不分、雅俗不辨的態度合理化。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正是語言表達的日益精準與得體。若將粗言穢語視為「理所當然」，無異於放棄對文明素養的追求。
其二，以「本土」之名，行排他之實。部分論調將粗口與「香港身份」掛鉤，暗示不使用粗口者「不夠地道」。這種邏輯不僅狹隘，更易製造小圈子文化，加劇群體對立。
其三，忽視教育責任，放任語言滑坡。教育工作者、公眾人物的一言一行，對年輕人具有示範效應。若師長、名人將粗口視為「無傷大雅」甚至「幽默風趣」，學生與大眾便易誤以為此乃可接受的溝通方式。長此以往，語言素養的整體下滑將難以逆轉。
此次校長事件提醒我們：當粗口被美化為「文化」、被合理化為「真性情」，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語言的優雅，更是對文明底線的堅守。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其文化魅力應建基於開放包容、專業敬業與人文素養，而非將低俗話語誤認為「本土特色」。
霍詠強 星島中文電台時事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