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曾經很認真地想過做婦產科醫生。
那時候的我，對生命充滿敬畏。學生年代，只要有空，便走進育嬰室，跟助產士一起餵初生嬰兒。
迎接新生命，本該是醫學裏最明亮的部分。但婦產科同時也是最殘酷的戰場。在那裏，遲一分鐘的判斷，可能改變一個孩子的一生。
我曾親眼目睹一宗難產。那是一名胎位臀先（Breech Presentation）的肥壯嬰兒。身體已順利娩出，卻在最關鍵的時刻——頭部卡住。頭，是最脆弱，也最容易缺氧的部位。
我站在旁邊，看著現今一位本地數一數二的產科權威，那時還年輕的他，嘗試用產鉗拉出卡住的頭。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空氣彷彿凝結。嬰兒出生時臉色發紫，不哭、不動。那位母親歷經漫長的難產，卻迎來沉重的沉默。
我忍不住問：「既然早已知道是臀位，為何不一早剖腹產？」
「開刀條件不足。」上司簡短回答。
「能否放寬標準？頭部才是最容易卡住的部分。」我追問。
他沒有再回應。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理解醫療的現實——臨床判斷，制度規範，風險承擔，還有權威文化，交織在一起。我開始問自己：我適合這樣的環境嗎？
最後，我毫無難度地進入精神科。很多人以為精神科不夠光鮮。但在那裏，我看見另一種生命的重量——被焦慮壓垮的青年，被抑鬱吞噬的母親，被創傷撕裂的靈魂。精神科不在手術室，它只在普通不過的會面室中。
我並非特別醒目的醫生，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站在同一個舞台。醫學如此，人生亦然。每個人都可以發光發亮：前提是，把自己放在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