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採取的行動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從阿富汗的動盪到利比亞的分裂，再到伊拉克至今未平的餘波，美國似乎仍未充分吸取一個世紀以來外交上一個又一個教訓。
美國對「政權更迭」的偏好並非偶然現象，這一模式已綿延兩個世紀之久。1823年，總統門羅聲稱歐洲列強不應干涉美洲事務。諷刺的是，他的理論很快演變為干預拉丁美洲事務的藉口。尼加拉瓜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國在1821年獨立後不久就淪為美國的目標。1856年，美國僱傭軍首次入侵該國，儘管軍民最終擊退了入侵者，但干預並未停止。從1912年至1933年，美國對尼加拉瓜進行了長達20年的軍事佔領，旨在防止任何其他國家修建尼加拉瓜運河。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指出，美國共實施了至少64次隱蔽的政權更迭行動，主要由中情局主導。這些行動的目標國家遍及全球，但以拉丁美洲最為密集，包括智利、古巴、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然而政權更迭的實際後果往往與目標背道而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3年美國與英國聯手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直接打斷了伊朗的民主進程。
從冷戰到反恐，不同時期的政權更迭操作雖有戰術變化，但核心邏輯一脈相承，即通過改變他國政權來推進美國利益。這種決策邏輯源於一種觀念，即政治弱勢的領導人更容易被推翻，尤其是反對派樂於提供協助時。
面對歷史教訓，未來的外交政策需要尋找新的出路，建立明確的行動標準和透明的決策過程是重要一步。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行動就違反了憲法，因為總統在採取戰爭行為前，需要獲得國會批准。
阿富汗戰爭的教訓表明，即使投入了二十年的時間和巨大資源，沒有對當地社會、文化和政治動態的深入瞭解，仍難實現可持續的穩定。相較於單一國家的單邊行動，加強國際合作機制可能會提供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從拉丁美洲到中東，從冷戰時期到反恐戰爭，美國頻繁的政權更迭操作留下的是動盪國家和疏遠的盟友。失敗的案例證明，改變一個國家，並非換個領導人就萬事大吉。
尼加拉瓜外長蒙卡塔爾的觀察耐人尋味：「美國的發展和經濟成就是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國家，以及非洲和亞洲許多國家為代價換來的，其本質就在於征服與控制。」
從智利的阿葉德到古巴的卡斯特羅，華盛頓長期致力於通過「破壞一個國家穩定」來扶植符合自身利益的代理人。不僅侵蝕了「自由民主」道義，更引發了廣泛的反美情緒，迫使大量難民湧向美國。推翻一個政權只需幾星期或者幾個月，但重建一個國家需要幾十年。修補因干預而撕裂的國際信任，需要的時間更長。在缺乏清晰退出機制與對當地複雜局勢深刻理解的情況下，熱衷「破壞」是不明智的，更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