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維燊
圖：美聯社

加州車輛管理局（DMV）原定周一（5日）吊銷大批移民商業貨車司機的商業駕駛執照（Commercial Driver’s License，CDL），最終宣布暫停行動60日，容許超過17000名司機在限期內繼續持牌駕駛，截止日期延至3月6日。

DMV解釋，延後執行是為了爭取時間，重新核實司機是否具備合法駕駛資格、安排重考CDL考試，以及配合最新的聯邦合規要求。州府指出，相關司機長期支撐加州以至全國供應鏈運作，突然大規模吊銷執照將對物流體系造成衝擊。

不過，聯邦政府對加州決定表示強烈不滿。運輸部長Sean Duffy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加州並無任何延期權限，指州府持續違反聯邦法律，危及道路安全，並威脅扣起多達1億6000萬元的聯邦撥款。

過去10年，美國社會接連推出多項被形容為顛覆性的公共政策，問題往往不在改革方向，而在落實方式。當政策以一刀切形式執行，衝擊並非局部，而是牽一髮動全身。加州計劃全面吊銷商業貨車駕駛執照，一次影響約17000名司機，正好說明相關現實。

貨車運輸並非州內自轉體系。加州發出的商業駕駛執照，支撐的是跨州、甚至全國物流網絡。短時間內消失17000名司機，影響不只反映在加州路面，而是擴散至整個運輸系統。運輸時間延長，成本上升，最終轉化為商品價格與網購運費。市場一旦無法承受急升的物流成本，政策執行便會遭遇現實阻力，只能反覆調整。

必須指出，非法移民駕駛貨車，本身不符合現行法律，這一點沒有灰色空間。問題在於，美國社會多年來對非法勞動選擇視而不見，逐步形成結構性依賴，演變成劣幣驅逐良幣。相關論述經常出現：非法移民不能消失，否則無人打理後院、清潔草地、支撐餐飲後勤。非法勞動在公共論述中被合理化，灰色地帶被包裝成必要存在。

非法移民長期在制度邊緣謀生，法律層面不承認其地位，經濟層面卻高度依賴其勞動。當管制突然全面收緊，結果往往變成法不治眾。部分地區執法秩序混亂，正反映相關問題積壓多年，並非短期形成。

美國設有邊境政策、最低工資制度與勞動保障機制，但非法勞動直接衝擊這些制度基礎。非法移民普遍以低於最低工資的報酬工作，生活條件艱難，同時拉低整體勞動市場底線，對合法勞工與中產階層構成實質壓力。在加州，部分產業依賴低薪非法勞動，形成近似地下經濟的運作模式。

相關群體收入偏低，消費能力有限，只能在低價市場循環，長期被困於貧窮線以下，缺乏向上流動空間。由於消費參與不足，加上稅務體系難以完整覆蓋，非法勞動人口對公共財政的貢獻與其對制度造成的衝擊並不對等。廉價勞工大量存在，同時令合法勞工在同一行業內承受額外競爭，工資結構與正常社會流動逐步失靈。

加州的最低工資、福利分配與貧富差距調節政策，全部建立在人口統計與精算模型之上。非法移民作為無法全面納入統計的變數，直接打破制度計算基礎，使最低工資政策難以準確發揮調節作用，貧富差距不但未能收窄，反而持續擴大。

貨車司機執照爭議並非單一行政爭端，而是美國社會在法律、經濟與現實之間長期失衡的縮影。當制度建立在假設全面合規的前提上，現實卻長期依賴灰色勞動，任何突然的全面管制，都只會放大矛盾，暴露多年未被正視的結構性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