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維燊
圖：Common License
今天提起荷里活，很多人自然會聯想到巨額票房、國際明星與全球娛樂工業的核心。但若追溯歷史，荷里活的出現，並不是一場藝術的啟航，而是一場來自東岸的法律壓力下的避難行動。
電影不是夢工場，而是權力工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美國電影技術仍屬新興產業。當時控制這項技術專利的，正是電燈發明家——愛迪生。他並非電影的創作者，但其公司掌握了大量與攝影機與放映設備有關的專利技術。1908年，愛迪生與其他數間主要設備供應商成立了「動態影像專利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MPPC），對美國所有電影製片商實施專利控制，強制徵收費用，並動用法律手段封殺所有未經授權的獨立製作。
面對這種壟斷環境，一批獨立電影人選擇離開紐約與芝加哥等傳統影業城市，前往西岸。當時的加州不但日照穩定、土地價格低廉，更重要的是距離法院遙遠，使這些製片人能在法律風險較低的環境下進行拍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荷里活這個當時毫不起眼的地區，逐漸發展成為電影工業的避風港與新據點，也揭開了霸權的第一章。
荷里活的霸權，並非藝術天份的自然演化，而是一場歷史機遇、資本整合、制度博弈與文化侵略的結合。本文將重建這段歷史，從歐洲的輝煌到美國的崛起，再到今天的全球串流競爭，揭示電影霸權背後更深層的邏輯：誰能說故事，誰就能定義世界的想像力。
歐洲：電影的起源地，也是第一位失落者
19世紀末，電影誕生在歐洲——不是美國的創造，而是法國與義大利的實驗產物。1895年，盧米埃兄弟在巴黎開設全球第一場公開放映。1902年，喬治·梅里愛的《月球旅行記》開創電影幻想技術的先河。義大利的《卡比利亞》（1914）成為史詩電影的先聲。甚至在產業層面，法國Pathé公司一度控制全球60%的電影放映設備（Thompson & Bordwell, 2003）。
但歐洲的強勢是短暫的。語言多樣、文化分裂、缺乏統一產業政策，使歐洲難以形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整合型電影市場。政治與地理的碎片化，注定了它在全球化初期將失去話語權。
荷里活：地理奇蹟與產業制度的勝利
荷里活的崛起從來不是藝術浪漫的結果。它的出現是為了逃避——逃避愛迪生對攝影機與放映技術的專利控制。加州南部氣候穩定、土地便宜、法律寬鬆，加上距離東岸法庭夠遠，成為理想避風港。
進入1920年代，美國電影公司進入激烈競爭。當時全國有數百間製片公司，但經歷經濟衰退、票房危機與製作成本激增，大部分公司紛紛倒閉。到1930年代，幾乎所有中小型公司都已破產或被併購，只剩下八間公司仍然屹立不倒。
這八間企業，即是後來所稱的「五大三小」（Big 5 plus 3）。其中「五大」為Paramount、MGM、華納兄弟、20世紀影業與RKO，這幾間公司除了拍攝電影，更擁有自己的發行公司與全國影院網絡。「三小」則為環球、哥倫比亞與聯美，雖然規模較細，但仍具穩定產量與市場影響力。
這八間公司掌控了從劇本開發、演員簽約、攝影製作，以至發行與影院上映的每一個環節，形成了完整的垂直整合體系。在這種制度下，一部電影由誰拍、在哪放映、何時上映，全部由同一企業控制。這不只是產業集中，更是結構性壟斷。
戰爭與流亡：歐洲失語，美國接管全球敘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重創歐洲電影工業。德國雖在魏瑪時期短暫復興，如《大都會》（1927）等影片展示驚人創意，但納粹上台後，大批猶太電影人才（如弗里茲·朗）逃往美國，連帶將歐洲技術、劇作法與美學思維帶入荷里活，促成風格與敘事的昇華。
1920年代末，美國電影已佔全球市場七成（Segrave, 1997）。更重要的是，二戰後美國透過外交施壓，成功將電影定義為「商業產品」而非文化資產，繞過歐洲的配額制度，大舉進入外地市場。
荷里活的全球化，是透過戰爭真空、人才吸納與資本輸出完成的——不是世界選擇了美國，而是美國填補了世界的空缺。
當代：串流時代的荷里活，仍是霸主嗎？
2020年代，荷里活不再只是拍攝地，而是資本中心與全球製作網絡的中樞。根據MPA（2023），超過30%的荷里活大製作實際拍攝地在加拿大、英國與東歐。串流平台（如Netflix、Disney+）透過數據驅動選片與全球同步發行，重塑內容邏輯。
但挑戰也隨之而來。非英語電影逐步衝破語言隔閡：韓國《寄生蟲》奪奧斯卡、印度2023年票房突破20億元、Netflix的《羅馬》獲威尼斯金獅獎。亞洲、非洲、拉美的觀眾正在尋找與自身文化對話的內容，而非單向輸入的美國英雄神話。
荷里活依然擁有最多資本與最強發行系統，但它已不再壟斷敘事舞台。
故事的權力與世界的再定義
荷里活的霸權並非宿命，而是歷史所賦予的權力結果。它成功整合資本、制度與技術，更善於操控語言與夢想。但霸權從來不是永恆。當串流重新定義平台、當全球觀眾渴望在熒幕上看到自己的語言與臉孔，電影的主導權將不再由單一國家掌握。
如果當年沒有一戰，若沒有納粹壓迫，或許今天的電影中心是巴黎、柏林，甚至東京或孟買。荷里活曾經壟斷了夢想的語言，但未來的故事，誰都可以說得出口——只要世界願意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