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一天，米禧嘉(Jessica Mi) 在加州Castro谷的家中發現她媽媽被槍殺而她爸爸不知去向，當天晚上她和同樣十幾歲的妹妹就被兒童保護部門帶走了。她爸爸後來因為殺妻被判處25年監禁，而米家姐妹先是被安置在一個來自關島的寄養家庭中，很快因為希望繼續在原學校讀書，就轉到學校附近一個白人單親寄養媽媽家裡。跟白人媽媽一起住的那幾年，米禧嘉因為吃不慣那家的飯瘦了很多，而以前在家裡一直講的中文也變得不再靈光。最大的挑戰還是跟寄養媽媽一起出門，「就是你覺得你要不停地解釋，別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是你的親生父母。」米禧嘉說。
同一年，在近旁的洛杉磯，兒童與家庭服務局想為一個講韓語的孩子尋找可以安置的韓語寄養家庭，卻根本找不到。洛杉磯是全美唯一寄養系統中的亞裔人數超過紐約的地區，該局80年代就建立了亞太裔項目，專門關注亞太裔家庭。該項目聯絡了社區組織韓美家庭服務中心（(KFAM) ，協助該組織推出了亞裔寄養家庭推廣計劃（AFFI）。這是全美唯一一個此類計劃，計劃舉辦的工作坊至今已經吸引了8000多名參與者，其中500個家庭完成了培訓，99個獲得認證，該計劃還幫助把200多名亞裔兒童安置在亞裔寄養家庭中。「即使還沒開始講話的幼兒，當他們從非亞裔寄養家庭被轉來我們的亞裔家庭後，家裡一碗簡單的米飯都會讓他們特別開心。」亞裔寄養家庭推廣計劃主任李愛麗絲（Alice Lee，音譯）說。
對於希望成為寄養家長的亞裔來說，這個項目的存在看起來至關重要。羅尼（Ronnie，音譯）和安（Ann，音譯）三年前通過亞裔寄養家庭推廣計劃獲得認證，羅尼是菲律賓和墨西哥混血，安是日裔。他們認證後曾與另一家寄養機構接觸，但很快又轉回亞裔寄養家庭推廣計劃。「我們覺得他們已經成了我們大家庭的一部分，那種紐帶和溫暖會把我們留下來。」羅尼說。
紐約市兒童局的發言人未直接回答紐約是否應當推出類似聚焦亞裔家庭項目的問題。「我們的寄養家庭招募辦公室與寄養機構合作招募所有族裔的寄養父母。」她在電郵中說。
但紐約更多的決策者已經開始關注兒童保護系統中的亞裔家庭。2016年，在N先生家的法庭訴訟進行期間，曾幫助過這個家庭的時任華埠市議員陳倩雯提出一條法案，要求兒童局向來自非英語家庭的寄養兒童提供母語學習課程。但2018年法案通過時，被修訂為僅要求兒童局對提供語言課程問題作出研究。如今已經退休的陳倩雯說，當時是議會權限問題導致原法案被修訂。議會工作人員研究後「差不多就是跟我們說，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能要求的。也許將來可以要求更多。」陳倩雯說。
陳倩雯提出這條法案時，市議會只有兩名亞裔議員，現在有六名，其中有人曾有兒童局上門的親身經歷。「那次讓我父母的心理受到重創。」紐約第一位印度裔市議員克里斯南（Shekar Krishnan，音譯）回憶說。他兒時因為個子長得太快，身上出現「生長紋」，體檢被醫生當成受虐待的痕跡而報警，引來兒童局上門調查。
兒童局意識到出了誤會之後，很快就結案，但正是那次事件使克里斯南立志成為了民權律師。「我想我們缺乏亞裔寄養父母是因為市政府到社區的宣講遠遠不夠，我們一定要改變這種局面。」他說。
法拉盛市議員黃敏儀目前已經向議會提交一條法案，要求兒童局在開始調查前必須向父母出示帶多語翻譯的信息表格。黃敏儀說，她從沒見過兒童局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在社區博覽會等活動上擺設攤位。「我不認為這些孩子就不值得擁有來自他們自己的文化、說他們語言的寄養家庭。」黃敏儀說。
對於N先生，兒童寄養系統今後可能做出的改善都太遲了。他的太太自從女兒被帶走後就變得沉默寡言，2016年死於癌症，她最後的心願就是希望女兒早日回家。太太去世後，N先生一個人撐著輾轉於佛羅里達和紐約之間繼續爭奪女兒的法庭官司。
2023年，他的律師對他說，女兒試圖自殺，寄養家庭指責他這麼多年打官司不肯放手，導致女兒抑鬱。這時候N先生自己也被確診了甲狀腺癌，還為治療和官司欠下親友幾萬美金。他接受了律師的建議，與對方簽下和解協議，女兒被領養，但可以定期回原生家庭探望。
簽完協議N先生來到太太的墓前，手扶墓碑淚濕雙眼。「我告訴她我不想放棄，但如果孩子真的出了事怎麼辦？我沒有別的選擇了。」他說。去年聖誕節，女兒到佛羅里達探望父親，由她既會中文又會英文的弟弟擔任翻譯，一家人一起逛遊樂場、品嚐美味。「那幾天特別開心。」N先生說。明年，女兒就18歲了，可以對自己的事情做出決定。「如果她想回來的話，至少她知道我們在哪裡。」N先生說。
米禧嘉
Y女士捧著兒子用過的小書包悲從中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