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數據和圖形記者記者杜菲（PHI DO）評論指出，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看到反亞裔襲擊和仇恨犯罪的報導激增。在我們自己的社區中很難感到安全，因為習慣散佈恐懼的政客，放大了有關新冠病毒的錯誤資訊，而我們為疾病奪走了我們的生命而悲傷。此外，即使我們在精神病院或診所尋求護理，許多亞洲客戶也經常遇到語言障礙和缺乏文化敏感性的問題。
加州有執照的臨床社會工作者阿吉塔（Ajita Gupta）幾乎每天都會收到南亞裔美國人的服務請求。阿吉塔說，她的許多客戶報告說，如果他們也精通英語，他們的保險提供者不會將他們轉介給講民族語言的治療師。
美國對心理健康的普遍恥辱部分源於美國如何將精神疾病患者制度化，並對他們進行殘酷和不道德的治療。這種方法創造了仍然在媒體上看到的神話。
洛杉磯縣心理健康部長灘亞太島民家庭心理健康中心負責人德瑞克（Derek Hsieh）說，而這種恥辱感和羞恥感在許多亞裔美國人文化中尤其強烈，並可能導致他們未充分利用心理健康服務。
精神健康問題在亞洲社區之間並不經常公開溝通或表達。因為亞洲的文化主要是圍繞著家庭和社區，這些文化價值觀有助於建立強烈的聯繫感。但這些相同的價值觀，可能會在無意中加劇尋求心理健康治療的恥辱感，即使在家庭內部也是如此。
「這可以被視為對[你的]家庭榮譽的恥辱。」臨床社會工作者和洛杉磯縣心理健康部培訓協調員姜安（Jung Ahn）說。她在韓國廣播電臺討論心理健康話題時，併發起了幾個外展計劃，讓韓國社區參與進來。結果發現，由於家庭地位至關重要，個人的感受、情緒和思想就受到壓抑。
根據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雖然亞裔美國人在教育水準、收入、文化適應，暴露於戰爭或其他創傷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但作為移民，確保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求」往往是他們關注的首要問題。
德瑞克說，專注於感情，特別是消極的感情，被認為是一種誤導的放縱，當你有一個孩子要餵養或不知有沒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時，想那些事情都是徒勞無功的。
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東南亞精神健康倡議和兩年一度會議的聯合創始人陳凱斯（Kathy Trang）說，相對於精神和肉體的差異，亞裔美國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會描述身體或身體上的痛苦，而不是精神上的疼痛。另外，在許多亞洲文化中，「抑鬱」或「焦慮」的概念或名詞，要作為一種綜合症或一系列表現出潛在精神障礙的症狀，並不存在。德瑞克表示，或者說，這些通常是從西方進口的名詞，就像「咖啡」或「漢堡包」一樣，儘管與咖啡和’堡包’不同，但是類似「抑鬱」或「焦慮」這樣的名詞，通常不會出現在普通人的對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