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屏山 矽谷）
孟晚舟突然獲釋讓很多人措手不及，自從她平安抵達中國深圳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分析和猜測。對於還在「沉睡谷」中渾然無知的居民和其他可能想知道這場熱鬧是怎麼回事的人來說，是時候回顧一下了。
深圳是中國乃至全球領先的電信公司華為的大本營。孟晚舟是這家巨頭公司的財務長，她也是華為創始人兼董事長任正非的女兒。
一千多天前，孟晚舟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國際機場轉機時，被加拿大皇家騎警拘留，這是應美國司法部的要求，時任美國總統是特朗普。
美國指控孟晚舟向匯豐銀行歪曲華為與伊朗的業務往來，從而導致該銀行違反美國對伊朗實施的製裁。
2015年，聯合國安理會五個成員國（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加上德國，與伊朗就其核計劃達成了長期協議。該協議是在各方努力確保中東穩定後達成的。
當特朗普成為總統時，他斷然反對前任總統奧巴馬支持的任何東西。因此，他單方面違背了這個被稱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的協議，並以他可以獲得比JCPOA更好的協議為藉口，對伊朗實施制裁。
當然，特朗普並沒有費心去和與伊朗共同簽署原始協議的其他五個國家進行磋商。
薄弱指控下拘捕孟晚舟
正如我在近一年前總結孟晚舟事件時所指，華盛頓拼湊了一套站不住腳的指控來證明拘捕她的合理性。基本情況是，一名與英國銀行有業務往來的中國公民，被指控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而這些制裁與中國和英國都沒有任何關係。隨後的審查表明，即使是這些指控也站不住腳。
特朗普哄騙了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屈服於華盛頓所願採取拘捕行動。通過將任正非的女兒劫為人質，特朗普希望以某種只有他才會夢想到的方式勒索任正非。
孟晚舟被捕兩年後，越來越明顯的是，美國的境外影響力正在成為華盛頓和渥太華尷尬的根源。
美國司法部隨後採取慣用伎倆，並提出如果孟承認較輕的指控，就可以釋放她。她立場堅定，予以拒絕。
美國的司法尺度歷史上一直向政府傾斜。即使司法部明顯錯了，比如華裔科學家李文和案，李文和不得不承認違反實驗室規則從電腦下載資料，來抵消他已服刑的時間——嚴酷的10個月的單獨監禁。
近期的歷史上，更充滿了司法部對美國華裔不公對待的例子。美國政府幾乎擁有無限的資源來打擊倒霉的被告。但這對孟晚舟不起作用，因為她不是美國人，而且她有華為和中國的資源來支持她的立場。
拜登錯過了做正確事的時機
然後拜登成為美國總統。他本可以立即下令放棄美國引渡孟晚舟的請求，讓杜魯多擺脫困境，避免加拿大被尷尬地夾在中間。
但拜登沒有這麼做，他受到了中國政策團隊的影響。
無論是中國首次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與國務卿布林肯會面，還是隨後與來訪的副國務卿謝爾曼或特使克里會面，北京的信息都是一樣的：中國不會讓美國挑挑揀揀，在哪些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在哪些問題上競爭和對抗。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拜登政府不能像在進行另一場冷戰一樣，在全球撒謊詆毀中國的行為，招募盟友反對中國，但仍然期望在選定的全球問題上與中國進行合作。
沒有相互尊重，彼此都無法信任或有信心對方會做正確的事。
如果華盛頓希望修復雙邊關係，北京向每位到訪的美國特使提交了一份需要滿足的要求清單。
有趣的是，正如《南華早報》報道的那樣，在孟晚舟獲釋前不久，桑頓在中國訪問了六周。
桑頓有著深厚的中國背景，他是清華大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
與華盛頓官方特使未受邀訪問北京不同，桑頓在首都會晤了副總理韓正。他們討論了恢復雙邊會談的條件，然後桑頓被允許訪問新疆一周。
很難知道桑頓在觸發孟晚舟獲釋方面發揮的確切作用，以及釋放是否代表向關係正常化和放棄特朗普與中國對抗的政策，真正邁出了第一步。
允許司法部取消引渡請求並確保孟晚舟獲釋的面子協議，是一種稱為延期起訴協議的手段。該協議不要求孟晚舟承認有罪。
當她最終被加拿大法院下令釋放後的一個小時內，孟晚舟登上了一架中國客機，飛回了深圳。
這架客機在飛越北極圈時繞過了阿拉斯加領空，展現出缺乏信任，也是為了避免出現令人不快的意外（以防華盛頓出現賣方懊悔）。
由於華盛頓堅持將中國列為對手，只有拜登白宮才能決定是否以及何時將中國不再被視為對手，而是美國可以與之合作解決世界面臨的所有挑戰的強大合作者。
也許像桑頓這樣值得信賴的中間人可以幫助說服拜登，追隨特朗普對華政策是一條通向災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