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家山 阿罕布拉
在1995至2005這關鍵十年間，美國中文沉浸教育（Chinese Immersion Education或 Mandarin Immersion Education）在南北加州幾乎同時萌芽，卻沿著兩條獨立的軌跡發展。三藩市尤方玉屏學校開創了雙向沉浸模式，核桃谷學區則探索出聯邦撥款與本地化結合的道路。這兩個開創性案例的成功，奠定了全美中文沉浸教育的基礎，卻也折射出華裔社區推動雙語教育的地方性局限。
如今回望這段歷史，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浮現：在資訊閉塞的年代，南北加州尚能各自開創中文教育的新模式；而在資訊發達的今天，為什麼反而映照出美國華裔社區領袖對推動中英雙語教育的某種冷漠？
一、開創先河：三藩市尤方玉屏學校的誕生（1995）
1995年，美國第一所中文沉浸式公立學校——尤方玉屏學校（Alice Fong Yu Alternative School）在三藩市聯合學區成立，標誌著中文教育從社區課外補習正式納入美國公立教育體系。
1. 社區動員與政策突破
三藩市華裔人口佔全市20%左右，但公立學校長期缺乏系統性中文課程。1993年，華裔家長組成「三藩市中文教育聯盟」，教育委員會提出沉浸式學校提案。學校於1995年秋季開學，恰逢加州1998年通過限制雙語教育的第227號提案前夕。若延遲三年，計畫可能因政策收緊而夭折。
2. 課程模式與制度創新
語言配置：採用50/50雙向沉浸模式，中文與英語各佔一半課時，中英母語學生混合編班。
文化融合：課程涵蓋語言藝術、數學、科學等科目，並透過春節、中秋等文化活動深化跨文化理解。
3. 成效與影響
至2005年，學生人數從初建時的單一班級擴展至完整K–8體系，在校生約550名。學生學業表現持續優於學區平均水準，證明了沉浸式教學在學術上的競爭力。
二、政策實驗：核桃谷學區的聯邦撥款計畫（2000–2005）
儘管加州第227號提案限制雙語教育，聯邦政策卻為中文沉浸項目提供了支持。2001年《有教無類法案》及2006年「國家安全語言倡議」將中文列為「關鍵語言」。
1. 核桃谷學區的突破性實驗
項目啟動：2002年，核桃谷聯合學區啟動中文沉浸項目，獲美國教育部FLAP計劃資助，初期撥款約30萬美元。
教學模式：採用90/10沉浸模式——幼稚園階段90%中文教學，隨年級升高逐步增加英語比例。
2. 三方合作與在地化策略
師資培養：與台灣教育部及加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合作，引進華語教師並培訓本地師資。
課程開發：改編台灣「康軒版」教材，對接加州教育標準。
社區參與：成立家長委員會，建立「核桃谷成人中文班」，形成全民學習中文的社區生態。
3. 李安岳醫師的關鍵角色
作為學區教育委員（1997–2005），李醫師主導申請150萬美元FLAP撥款，設計「三年自立」模式，將中文教師納入學區編制，確保項目在聯邦撥款結束後仍能持續發展。
三、平行發展中的孤立與局限
仔細考察這段歷史，可以發現南北加州在發展中文沉浸教育時存在的明顯隔閡：
1. 資訊壁壘與地域分隔
三藩市灣區與南加州洛杉磯地區雖同屬加州，但在2005年前幾乎沒有任何正式交流機制。兩地在教材選擇、師資培訓、課程設置上各自為政，未能形成合力。
2. 發展模式的根本差異
三藩市模式：以族裔社區訴求為基礎，強調文化認同與身份政治。核桃谷模式：以學區戰略規劃為核心，注重教育資源整合與制度創新。
3. 歷史機遇的獨立把握
儘管面臨相同的政策環境（加州227號提案），兩地卻依靠本地力量獨自突破。這種「孤軍奮戰」雖彰顯草根力量，也反映了系統性協作的缺失。
四、當代反思：資訊發達時代的悖論
對比今昔，一個令人困惑的悖論逐漸清晰：
1. 技術便利與交流匱乏
在網際網路、社交媒體、線上會議普及的今天，南北加州中文教育工作者理論上可以隨時交流，但實質性的合作項目依然有限。技術解決了溝通的效率問題，卻未能自動產生合作的意願。
2. 資源豐富與動力衰減
與1990年代相比，現今可用於推動雙語教育的資源（教材、師資、研究成果）呈指數級增長，但華裔社區領袖的投入熱情似乎不及當年的開拓者。
3. 三種可能的解釋
· 身份認同變遷：第二代、第三代華裔美國人對中華文化的疏離感增強。
· 資源分配優先：社區領袖將精力轉向其他被認為更緊迫的議題。
· 制度依賴症：一旦雙語教育進入公立系統，民間推動力量自然衰減。
五、歷史啟示與未來展望
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深刻而複雜：
1. 草根力量的黃金窗口
1995–2005年的經驗證明，當社區訴求與政策機遇相遇時，堅定的草根行動能夠創造制度變革。尤方玉屏學校的家長和核桃谷的李安岳醫師都是明證。
2. 合作缺失的機會成本
如果當年南北加州能夠建立協作機制，共享資源與經驗，或許美國中文沉浸教育的發展會更快、更均衡。這種歷史遺憾提醒我們珍惜當下的合作可能。
3. 重新定義社區責任
當中文教育完成從「族裔訴求」到「制度準入」的轉變後，華裔社區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角色。是滿足於既得成果，還是繼續推動更深層的文化理解？
從三藩市尤方玉屏學校到核桃谷學區，這十年不僅是中文教育在美國的制度化起點，更見證了草根力量如何透過堅持與智慧撬動體制變革。
然而，歷史也留下了一個待解的難題：在資訊閉塞、資源匱乏的1990年代，南北加州尚能各自開創中文教育的新模式；而在資訊發達、資源豐富的今天，為什麼華裔社區領袖對推動中英雙語教育反而顯得動力不足？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它值得每一個關心多元文化教育的人深思。也許，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如何建立更多的雙語學校，而是在於如何重新點燃那份推動文化理解的初心——正如尤方玉屏學校的創立者們所展現的，變革的力量最終來自於對橋樑的信念，而非對壁壘的接受。
參考文獻
1.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1995). *Alice Fong Yu Alternative School Founding Documentation.*
2.Walnut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2015). *Collegewood Mandarin Immersion Program: Ten-Year Review.*
3.作者對李安岳醫師的訪談記錄（2024）。
4.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6). *Dual Language Learner Programs in California: 2003–2015 Growth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