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風險投資巨頭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經常批評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稱這樣的學校「主要進行政治游說，對抗美國創新」，並且警告大學有朝一日終將因DEI（多元、平等、包容）政策「付出代價」。安德森的批評並非孤立現象，它反映了美國大學正面臨的結構性危機——政治化加劇、創新能力下降、社會信任流失。這一問題的根源何在？美國高等教育是否還能維持其全球領先地位？
安德森指責頂尖學府淪為「政治游說機構」，這一觀點雖顯尖銳，卻觸及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深層矛盾。近年來，美國大學在DEI、移民政策等議題上的立場日益政治化，導致學術環境分裂。例如，多個州政府立法限制大學的多元平等包容專案，而校方則強化意識形態導向的課程設置，使得學術自由與政治干預的衝突愈演愈烈。
更嚴重的是，這種政治化趨勢可能削弱大學的科研競爭力。安德森提到，斯坦福大學因政治因素解僱其妻子（慈善與公民社會中心前主席），導致他撤回巨額捐贈，這並非個案。許多富豪和企業家對大學的信任度下降，轉而資助獨立研究機構或海外學府，進一步削弱美國大學的資源基礎。
美國大學的另一大危機是經濟不可持續性。過去30年，本科學費上漲近200%，學生貸款總額高達1.77萬億美元，4270萬美國人深陷債務泥潭。高昂的學費迫使許多家庭重新評估大學教育的價值，部分學生甚至放棄高等教育，轉向社區學院或職業培訓。
與此同時，簽證政策收緊導致國際生源大幅減少，而中國、印度等國的頂尖人才轉向歐洲、加拿大等更友好的留學目的地。美國的大學長期以來依賴國際高端人才填補科研缺口，如今這一優勢正迅速流失。
全球大學排名體系（如QS、泰晤士高等教育）加劇了學術生態的扭曲。大學為了提升排名，過度追求論文數量和引用指標，忽視教學品質與社會貢獻。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員指出，接受QS諮詢服務的俄羅斯大學排名虛高，暴露了商業排名機構的利益衝突。
根本的問題在於，美國工程教育自1950年代起偏重理論研究，忽視應用技術，導致畢業生缺乏實踐能力。2013年自動化會議上，普渡大學院長伯托林直言，這一「致命缺陷」使美國製造業面臨人才斷層。
特朗普政府曾提出「裁撤教育部、放權各州」的改革方案，但遭到教育團體強烈反對，大家普遍認為這樣將加劇資源配置不均。兩黨在教育政策上的對立，使任何實質性改革都難以推進。
大學若繼續沉迷於政治正確、學費通脹和排名遊戲，終將失去其創新引擎的地位。真正的改革應該是回歸學術本質——減少政治干預、降低學費負擔、強化產學結合，並重建國際人才吸引力。否則，高等教育的黃金時代恐將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