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揮舞關稅大棒，掀起全球貿易戰，試圖迫使製造業「回流」，賭的是對其他國家徵稅將會讓工廠重回美國。然而現實冰冷如鐵——富國銀行報告揭示，要恢復美國製造業1970年代的就業峰值，需新增2200萬個崗位，而當前失業人口僅720萬。連帶今年第一季GDP季增年率終值下修至-0.5%，為3年來首次出現萎縮，證實美國經濟明顯放緩。
製造業回流的雄心，撞上的是勞動力市場的銅牆鐵壁。目前製造業就業人數目前僅為1280萬，與1979年1950萬的峰值相比，缺口高達670萬個崗位。即使所有工廠同時開工，也找不到足夠工人填補空缺。勞動力短缺不僅是數量問題，更是結構性問題。德勤與製造業協會的報告預測，到2033年，美國新增的380萬個製造業崗位中近一半可能因技能差距和人口因素無法填補。新增工作機會需要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技能，而美國的職業培訓系統改革緩慢，技術工人斷層已成難以逾越的鴻溝。
同時，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時薪高達35美元左右，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10倍以上，成本差異形成不可逾越的競爭壁壘。即使關稅提高進口產品價格，也無法彌合如此巨大的成本鴻溝。
製造業面臨三重成本困境，除了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外，基建老化和投資回報周期漫長使企業望而卻步。一家牛仔褲企業的案例揭示了殘酷現實：該企業在洛杉磯的工廠僅有250名員工，月產7萬條牛仔褲；而在東南亞的工廠，可僱傭數千工人，月產量50萬條。該企業已在東南亞投資約1.5億美元，這些長期投入至少需要七年才能收回成本。一旦將生產線遷回美國，意味著放棄沉澱資本和規模效益。
2024年美國製造業建築資本支出達2330億美元，比2023年增加400億美元。然而這些投資尚未轉化為實際產能，過去一年美國製造業產值增幅僅為1%，與2020-2022年30%的平均增長率相比大幅下滑。英特爾的案例更凸顯高端製造業的困境：在美國新建一個芯片工廠需要6000名工人、耗時3到5年，成本高達100億美元。如此巨額投資，在政策多變的背景下風險極高。企業家們不得不盤算：等工廠建好，現任總統還在嗎？現在砸下重金，四年後萬一政策變了，會不會血本無歸？
面對美國的高關稅政策，跨國企業並未如預期般湧向美國本土，而是加速推進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美銀證券報告顯示，企業回流的意願有限，更多選擇將產能轉移至「友好國家」或鄰近市場。越南、印度、泰國等亞太新興經濟體及墨西哥，就是靠著區位與政治優勢成為主要受益者。
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三大目標——製造業回流、財政收入增長、迫使交易夥伴讓步，正一步步面臨落空。
關稅成本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分析顯示，關稅政策將導致普通美國家庭年生活成本上升3800美元。全球貿易格局正因此加速重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稱「歐盟將像激光一樣聚焦美國以外的83%全球貿易」，加拿大總理卡尼也表示「不能再過於依賴美國」，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正倒逼世界加速「去美國化」。
當全球供應鏈在關稅壁壘外重新編織，美國本土工廠的空曠車間內，生\xf9蛌熄e帶仍在等待不會到來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