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貝爾被任命為新政府的「印太事務協調官」,被認為是拜登「在亞洲問題上的第一個大膽舉動」。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
坎貝爾被任命為新政府的「印太事務協調官」,被認為是拜登「在亞洲問題上的第一個大膽舉動」。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

美國準總統拜登任命奧巴馬時代的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出任白宮國家安全會議新設的「印太事務協調官」,被視為新政府主導印太政策要角。曾在小布殊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任亞洲顧問的麥克‧格林(Michael J. Green) 《外交政策》上分析指出,這個人事布局是拜登「在亞洲問題上的第一個大膽舉動」,而坎貝爾可能以三種方式增加新政府在亞洲的地位。

葛林指出,坎貝爾近日談到美國對中政策時,強調雙方的不信任已非常深遠,未來施政將著重「可預測性、穩定性和明晰性」,避免意外。事實上,拜登新政府針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如何推展,選後一直受到矚目,考慮到拜登面臨的所有其他緊迫挑戰,以及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被部分人士視為不夠強硬,過渡小組上周宣布坎貝爾擔任印度太平洋白宮協調官,企圖扭轉這一印象。

葛林指出,坎貝爾的任命將以三種方式增強新任政府在亞洲的地位:

首先,坎貝爾被公認為是早期公開倡議,在亞洲與美國盟邦和夥伴建立關係的重要建構者,目的在中國實力增長時制約北京。在1990年代中期,他剛被任命為美國國防部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官員,雖不能算是亞洲事務專家,但他具備強大的戰略本能。在兩年之內,他推動美日同盟的重大拓展,鞏固冷戰後兩國外交,奠定現今華盛頓與東京之間緊密的防務合作。作為時任奧巴馬總統任內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助理國務卿,他主張所謂的「重返亞洲」理念。有些人批評這種名詞隱喻,暗示美國不再關心歐洲或中東,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該政策對中國過於挑釁。但是,這個主張勢力均衡背後的邏輯是合理的,並且是「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概念的先例。坎貝爾提出這個關鍵戰略,仍然是新任團隊與兩黨國會領導人之間達成共識的核心。

第二,這個新職位凸顯亞洲在美國政策體系中的戰略重要。在2001年小布殊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織員額中,主管歐洲的官員規模是亞洲的三倍;到2005年兩個單位的規模已大致相同,分別由一位資深主任和約五位主任領導。目前預估拜登在白宮新的亞洲部門可能擁有三到四名資深主任,使其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內的重要力量,這將是歐洲事務目前規模的三倍。這種重大重組總是會帶來一些附帶影響,但如果運作得當,也可能會促進跨大西洋關係。北約和歐盟大部分成員都集中精力與拜登政府就中國問題展開合作。這是特朗普團隊過去幾年反歐洲立場拋棄的戰略牌。

第三,坎貝爾的選擇代表兩黨在中國和亞洲戰略上的重要共識。儘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敦促特朗普在2020年競選期間以「中國牌」擊敗拜登,但事實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2020年8月對中國政策進行的民意測驗中發現,國會和外交政策界對加強聯盟、保護關鍵技術和對中國人權與民主施壓達成廣泛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