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G7財長宣布達成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為百分之十五的共識。這次計劃設定的最低企業稅率紅線,表面上是結束各國的低稅率競爭,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實際上是華盛頓防止企業將業務轉移到海外採取的對策。這種逆全球化的行為最終會對中國的招商引資產生負面影響,就連香港也可能會被累及。

在西方大國組成的G7集團財長會上,諸國提出制定全球最低公司稅率的目的,是阻止跨國公司如Google、蘋果、亞馬遜、facebook等轉移利潤至低稅率離岸地區,促使這些巨企在經營所在國支付更多稅款。其實受影響的不止科技巨頭,還有跨國製造業公司和大藥廠,它們都有利用跨國經營而轉移專利權收益的不道德行為。

因此,當這個協議達成後,西方各國就可大增稅收。歐美大國財赤日重,故早在二○○八年金融海嘯後,經合組織已研究全球最低公司稅率,並傾向百分之十二點五,可為大國取得五百至八百億美元額外稅收。然而,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大力反對下,未能落實。拜登上任後,美國對此由消極轉為極度積極,並提議最低稅率訂在百分之二十一,全因拜登上場才四個多月,已推出三項涉資五萬四千億美元的救經濟大計,而且美國今年財赤可能達三萬五千億美元新高,因此他必須加稅填黑洞,如建議企業稅由百分之二十一加至二十八。他為防美企業將利潤外移,故要求全球訂立百分之二十一最低公司稅率,以縮窄全球與美國的差距。

經濟界人士預測,當全球最低公司稅率設定為百分之十二點五後,全球只有三十多個國家受打擊,而且其中半數為零公司稅率的避稅天堂,早已是西方國家想堵塞的稅收漏洞。但假如將最低公司稅率訂為百分之二十一,那全球四成多的國家或地區包括香港,都要被逼加稅,勢必惹來反對,故美國最終亦肯妥協為百分之十五。打擊的主要是避稅小島和中歐、東歐等的小國,故相信G7建議交予經合組織和G20集團時,都可獲得支持。

這個協議看起來好處多多,但這種全球最低公司稅率與西方倡導的國際經貿遊戲規則背道而馳,不利市場自由競爭和全球化。西方一直將市場自由競爭奉為圭臬,各國各師各法競爭投資,然而歐美大國因無法杜絕科技及製造業巨頭將利潤轉移,要求訂立全球最低公司稅率,對發展中國家並不公平。歐美大國在科技、人才以至軟硬件配套上,都優於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以低稅吸引投資本無可厚非,現在大國要求訂立全球最低公司稅率,此例一開,日後會否要求訂立全球最低薪俸稅率、消費稅率等,以削弱發展中國家競爭力,即引起關注。

有分析指出,最低公司稅率亦反映西方大國對全球化日趨負面。三、四十年前歐美力推全球化,因它們的企業和產品在全球佔有優勢,故逼全球開放市場,然而近年最受惠全球化的,已轉為中印等發展中國家,西方國民則普遍埋怨全球化搶走職位。歐美訂立全球最低公司稅,有意藉此留住企業,避免它們被低稅國家搶走。

從表面上看全球最低公司稅率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不大,特別是中國內地,因為中國內地公司利得稅率為百分之二十五,科技企業獲優惠亦要繳百分之十五,不受G7建議影響。但是,全球最低稅率反映西方對全球化的保留,加上美國為打擊中國生產鏈,不斷宣揚重要產品如醫療物資等不應依賴外國,又鼓勵美企回流等,這些逆全球化行為,對中國吸引外資、拓展經貿都構成阻力,中國對這趨勢須有所警惕。

而對於香港來說,如果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繼續提高,只要加兩次,就會超過香港目前16.5%的利得稅率。現在很多跨國企業選擇留在香港,就是因為香港低稅率帶來的吸引力,日後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繼續提高,他們很可能因為其他地方的稅率可能低於香港而選擇離開。

因此,無論中國內地還是香港特區政府,都需要未雨綢繆,提前制定各類稅收優惠以外的優惠政策,才能繼續吸引跨國企業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