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周靜然

雷柏銳(見圖)面孔總是掛著一個儒雅的笑容,令人覺得他彬彬有禮。但這個笑容曾經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充滿距離而陰險的微笑。經過歲月的洗禮,如今變成一個人間正道是滄桑的不變表情,鞭策著我生活要有鬥志的信念。

1990年,離開校園不久又剛來紐約的我,以見識世界接受挑戰而踏入報界任職社區記者,懷著20多歲年青人有恃無懼的好奇和活力,接受跑警線為主的職務,對沒有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初哥,簡直不知天高地厚,等待我的是地獄式的操練,災難性的折磨,卻又培植了我鍥而不捨的執著個性,支撐著我跌跌撞撞待在這個行業超過
20年。

這個磨練我的人就是雷柏銳。我當時任職是有中資背景華文報紙,經過89天安門事件之後,海外華人對愛國熱情下跌到冰點,坊間對當時中國政策充滿懷疑和批判。作為社區記者,原以為中美對峙是遙不可及的事,卻無料到成為我的

挫折。90年代初期的紐約華埠仍然是幫派猖獗的時期,因此跑警線每天猶如坐過山車起起伏伏,今天這裡槍戰,明天那裡仇殺,報紙之間頸與頸的競賽,記者與記者之間亦敵亦友,但對於初入行的我不屑一顧,一頭孤狼的我,不要說要打出一片天,要如何站穩腳都成了我的困惑。

雷柏銳的華埠服務處成了我的設入點,不單每日去電查詢,還要對這位老先生討好和恭敬,以期問到一些線索。每次見到雷公,我充滿熱情幹勁積極查問,他都掛著那儒雅的笑容,雲淡風輕地回答我。可是第二天,我依然漏新聞。我的主任不斷給我帶有鼓舞式的無形壓力,日復一日,我每天去找他,我每天都漏新聞,每天回家以淚洗面的我,懷疑著自己的能力,懷疑自己入錯行業,接受挑戰猶如一把無形的鋒利刃刀,把我年少氣盛心靈插得遍體鱗傷。

後來我才知道,雷公是個反共的忠貞份子,他痛恨文革,他痛恨六四。所以無論我買多少杯咖啡,口邊如何嘴甜舌滑都不會打動他,也不會得到一丁點的幫忙,兒時那句「從那裡跌倒,就從那裡站起來」每天在腦海奔馳,他那儒雅的笑容是我內心的一道疤痕,鞭策著「有一天你們都要改觀」宏志,我一定要打破儒雅笑容後面那道牆,華埠服務處不應是取得新聞的唯一渠道。

那儒雅的笑容促使我瘋狂的勤力,直到那一個狂風大雨的下午,全條Mercer街只有我和一查案偵探,對著一個被打爆頭的毒犯橫屍在汽車內,我的勤力打動了探員,我終於避開了全權把控華埠警訊的雷公,華埠服務處以外的新聞天地。

通過了探員我認識了整個市警的結構,認識了DCPI的運作,總局與分局的關係,甚至FBI 與本地探員的長期爭權暗鬥,以及當時幫派的脈絡。從此以後,我要求探員凡有命案以Beeper暗號通知我,不出半年內,我掌握了許多大案,寫了不少獨家新聞,也受同行側目改觀,當然也有因為妒嫉而對我作出的謠言及流言,我才認定「報上見」已經是我當記者的信念,同時也發覺自己是一位比一般人大膽的女子。

雷公每次見到我,也繼續温文爾雅問我消息從那裡來,在我常常緊綳的面孔上,回敬著他那儒雅的笑容,輕輕把問題帶過。數十年來,雷公儒雅的笑容依然故我,為了接受更大挑戰,我早已從跑警線移轉了跑政治線的另一個戰場。

跑警線是對入行記者的最佳訓練,反應速度、人際處理、邏輯思維、冷靜判斷等,也是對人堅韌的操練,對我而言,是雷公的儒雅的笑容,令我通過了地獄操練。

在這個世紀疫情居家避疫中,相信沒有多少人能去靈堂拜祭他,聊以此文向他致以最深的
躹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