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疫情影響,無論是資金不足的機構還是頂級私立大學,許多學生都發現自己在疫情爆發期間無法解決經濟需要。由於校園關閉、失業以及預算削減等原因,以往由於生活費及學費上漲而加劇的財政問題現時變得更加嚴峻。

有鑑於此,全國各地的學生紛紛建立起互助網絡。他們籌集及分配數萬元計的資金,幫助同齡人支付房租、醫療費用或者購買食物和其他必需品。通常,學生會提出少量的金錢要求,然後網絡組織者會使用Venmo等付款應用程式向他們發送。

疫情中貧富倍懸殊

「疫情顯然加劇了大學校園中存在的許多不平等現象」,19歲的大學二年級學生塔拉拉帕加達(Neha Tallapragada)向《紐約時報》坦言,她在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建立了一個互助網絡。

「對於很多學生而言,那確實是一個痛苦的經歷。兼職的學生被解雇或者由於家庭損失收入(可能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裁員)而不得不承擔新的責任」。在一些學校中,依靠宿舍居住的學生在校園關閉後一直在苦苦掙扎。

從根本上講,互助(mutual aid)是一種慈善形式,通常依靠鄰居或同伴以解決個案為基礎實現共同努力和互相幫助。該術語一般被認為來自《互助:進化的要素》——俄羅斯社會理論家克羅波特金(Peter Kropotkin)於190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集,他認為志願合作一直是人類文明繁榮的關鍵。

並非所有的互助網絡都以相同的方式運作。在萊斯大學,受助者必須提供學校的身分證號。在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學生和校友除了建立現金分配工作外,還創建了一個共享臨時住房的網絡。在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組織者不會分配金錢,而是使用捐款來儲備免費的食品儲藏室並在校園內分發個人防護設備。

互助網絡完全由學生運營,不受任何大學管理部門的監管。

創始人之一、20歲的休恩(Megan Huynh)表示,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學生將現金捐贈到Venmo中央帳戶。「然後,我們為有需要的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申請表,基本上像小額捐款一樣要求50元到100元不等的補助金」,她說「我們只是負責將錢匯到他們手中,不會問任何問題。」

迄今為止,喬治城互助網絡已從在讀學生和一些校友那裡籌集了二萬多元善款,並已分發2萬元給有需要的學生。

學生自行募捐分發

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拉布(Sara Goldrick-Rab)研究大學的可負擔性時指出,「這些互助網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因為大學的新經濟學(我傾向於稱之為經濟學)使學生在經濟架構之中明顯處於劣勢。」

她列舉了高昂的學費和不斷上漲的生活費用令學生苦不堪言,而在疫情之前,很多人甚至對於學生的特權持有誤解。

她表示,「我們對全國3萬8000名學生進行了一項調查,其中五分之三的學生正在面對無家可歸、住房無保障或糧食無保障的問題。」她指的是六月時疫情對學生財務造成毀滅性影響的研究。

校園互助網絡反映了今年在全國各地社區中湧現的類似努力,但是一些大學組織者將他們的努力定義為明顯的左翼和政治偏向性。20歲的哈穆德(Hadeel Hamoud)是杜克互助會(Duke Mutual Aid)的創始人,他建立互助會的靈感來源於黑豹援助計劃(Black Panthers’ aid program)。他表示,「這是一種針對資本主義結構失敗的社區關懷。」

塔拉拉帕加達是其中幾位聽從國會女議員奧卡西奧哥德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建議建立互助網絡的學生之一。科塔斯與活動家卡巴(Mariame Kaba)撰寫了長達12頁的互助手冊,並於3月發布到社交網站,此後為不少學生引以為用。

但也有組織者遇到困難,在杜克大學創建互助網絡的19歲學生萊文(Lily Levin)就遇到資金轉移方面的問題。

該網絡開始以100元的增量募集捐款,從3月到5月分發了2萬元。然後,Venmo因為他們收取和發放的資金數量而拒絕提供服務,令該組織暫停運作。

此後,組織者諮詢了杜克大學的稅務律師,並聽從建議與當地一家非牟利組織合作,令組織能夠在7月份重啟。

之後又陸續分發了1萬7000元捐款,並將幫助的對象擴展到大學所在城市的低收入或無家可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