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麗娟 三藩市)

經歷過去四年種族主義襲擊事件重燃,及最近在華盛頓特區出現,在國會進行驗證選舉人對新總統的投票程序中出現的暴力事件;現在是時候把過去四年拋諸腦後、踏上新的四年。

也許那些抗議者可以聲稱,他們代表特朗普總統,把同盟旗幟和武器帶進製定國家法律的聯邦大樓是他們的言論自由。可是在美國,個人自由常常成為對他人造成傷害的行事的藉口。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孩子們就知道他們的行為會影響其他人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力。 即使我們在新聞中經常看到這些恐怖的暴力,也不能把這些恐怖和種族主義行為視作社區的常規。因為有法律,我們的自由才能受到保障和能夠實踐。

不僅是所謂的叛亂分子在美國國會大廈轉向暴力,近至我們居住的地方,即使在三藩市這樣多元的城市,擁有34%以上外國出生的人口,我們在過去四年也看到同樣的影響。在去年10月的總統辯論,特朗普已將新冠病毒疫情稱為「中國病毒」,直接導致我們的城市和近郊地方的種族動機襲擊事件遞增。 當我聽到這些事件:從襲擊華裔長者到惡意破壞各個族裔商店的悲情,我感到震驚,仇恨罪案的激增可能使我們回到更早的年代,那時少數族裔被拒之門外,迴避並被剝奪他們的權利。

談論政治並非易事,許多人充耳不聞。 儘管我可能不同意某些家庭成員的政治信念,但我尊重他們,並且知道我們都是希望為家庭爭取同樣的東西;包括經濟安全,充滿希望的未來,以及應對挑戰的應變能力。 我們很幸運,這個國家為差異提供空間 –無論是意見、宗教信仰、或是背景。分歧是自然的。但是,當這些差異成為暴力攻擊的動力時,這將導致不穩定的情況。

在國會大廈出現暴亂前的早晨,共和黨的主要領導人,副總統邁克·彭斯和參議院領導人米奇·麥康奈爾明確表示,應該繼續進行點票,而法院尊重許多搖擺的州點票。但特朗普總統鼓勵暴徒站出來,而最激進的暴民以領導人的話當作准許實施暴力和搶劫行為的指引。

作為移民,我在三藩市長大,期間正值我們開始實現另一部分的美國夢 — 族裔領袖開始發聲,而華裔開始進入政治舞台。近年,我了解到在70和80年代塑造唐人街那些不可思議的領袖,他們通過宗親會、工會等組織在市府會議廳表達他們的意見。最有力的抗議活動是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1988年,我作為史丹福大學的學生,與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竭力捍衛工薪階層權利,熱誠地爭取種族平等的民權領袖 – 的遺孀分享平台。幾十年來,直到1965年,這國家一直在執行反亞洲移民法律,禁止幾乎所有中國人進入美國。這些種族主義法律,因為民權領袖帶領運動促成一個為所有人開放的國家而被撤銷。這些民權領袖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抗議,沒有採用武器或報復的方式,為我的家人和其他移民來美的人士鋪上坦途。

有時,繼續做自己的事情或保持沉默似乎更容易。當有人發表意見時,他們冒著遭受批評和報復的風險。然而,即使因疫情而要在家中隔離,我們仍可以繼續接觸其他社區人士。在危機時期,這使我們更加強大。我們有工作要做,因為過去幾年的破壞需要我們努力恢復平衡。我們可以團結起來,從Covid-19的影響中重建社區;在我們周遭的人們受苦時,我們要發聲。通過克服差異的能力尋找力量,這才能使我們的社區真正地強壯起來。(作者為三藩市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