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灼祥)

  前輩既是文化人,也是詩人,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前,把藏書都送給愛書者。他說得清楚:「移民,是與香港的一切告別。書,一本不留。我的作品,可以送給圖書館特藏的,都送出去了(圖書館因為他送來的書籍,皆有作者簽名,遂收下)。往後的日子,與流行文化有關的書刊、暢銷書,即看即棄,有空,看看無妨。詩,我早已不寫,也不會看別人寫的了。」

  前輩說得出,做得到。但是他並不排斥同代人,眾多寫詩的學者,他們過的生活,仍然不能沒有詩畫。家中客廳掛上自己的詩,配上畫或攝影(是朋友為他的詩而畫的,或為他的詩而拍攝,是為詩與畫或攝影的對話)。他們過的日子,不能沒有詩歌,但前輩可以。他總愛說:「睡得甜,吃得好,仍可走路,仍可說笑,活著,多好。」

  幾年前,前輩回港一行,與認識的文化界朋友吃過幾頓飯,席上他說:「這次返回加拿大,該不會回來的了。我這一次回去,要入住老人院。這個晚上,勸君更盡一杯酒。」前輩說的時候,笑容滿面,不見傷感。

  不少詩刊都曾刊登過前輩的作品,他的詩早已結集成書。前輩愛這樣說:「詩集,記載我過去的一些生活體驗,與現況無關,那是年輕時期的我,如今,人間愛晚晴。」

  前輩對人生,看得通透,該不會埋怨老人院生活乏善可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