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安澤手舉印有自己頭像的宣傳牌。檔案圖片
楊安澤手舉印有自己頭像的宣傳牌。檔案圖片

本報記者李強波士頓報道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候選人中,一個華裔「政治素人」候選人愈發受到各界的關注,他就是民主黨人楊安澤(Andrew Yang)。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知名知名華人教授黃亞生先生近日發表長文,力挺楊安澤獲得民主黨總統提名,並希望全美華人選民投票給楊安澤。

過去數月來,楊安澤的關注度一路飆升很大程度是因為他極為大膽的核心政策:「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楊安澤主張向每名成年美國公民每月無條件發放1000美元的「自由紅利」。 楊安澤「自由紅利」政策實際上包含的就是一個「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概念。
黃亞生教授指出,支援「全民基本收入」最為著名的一個經濟學家是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弗裡德曼(Milton Freidman)。弗裡德曼早在1939年就提出過為全體公民設立「最低生活標準」的概念,隨後他又提出過「負收入稅」來補貼窮人。他自己也承認過「負收入稅」所達到的經濟效果和全民「基本收入」是一致的。
弗裡德曼是從個人自由角度支援「全民基本收入」的。 他不支援對窮人發放食物等用品,而是主張發錢,因為這把消費和選擇的自主權交給了個人。弗裡德曼同時表示,給窮人發錢,保證一定的生活標準,會讓他們更有責任感。弗裡德曼認為,當人在為生存和努力時,他是沒有辦法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或社區責任的,所以這種責任感只有在生活狀況的改善情況下才會有提升。
楊安澤是從技術發展角度支援「全民基本收入」的。 他多次在演講中說:「我們正在經歷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技術變革。2015年,自動化已經摧毀了40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有研究預測,未來12年,三分之一的美國勞動者將因自動化而失業。隨著技術的進步,工人們將能夠停止從事最危險、重複和枯燥的工作。這應該會讓我們感到興奮,但是如果美國工人沒有收入來源——沒有能力支付基本生活用品,沒有能力買房,沒有能力為教育存錢,也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有信心的家庭——那麼未來可能會非常黑暗。」
黃亞生教授表示,楊安澤「自由紅利」的實行最大的障礙是政治上的。畢竟給每個公民一個貌似純粹的福利在美國當下的政治環境中是很難被接受的,勢必會受到共和黨的強烈反對。其實美國缺乏的不是好的政策主張,而是實施合理的這些經濟政策的政治條件。除了「自由紅利」這個核心政策,楊安澤針對很多其他的美國社會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設想。這些設想很多都體現了楊安澤充分的、理性的且有邏輯的思考。
文章中,黃亞生教授給出了他支持楊安澤的兩大理由。第一,他支持一個具有中國背景的人爭取美國最高的權力位置,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因為他支持美國政治的多樣化。
這個多樣化可以是種族的,也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政治信仰的。一個多樣化的國家,一個多樣化的公司或是一所多樣化的大學,才有競爭能力,才有創新和活力。支援楊安澤和支援非裔背景的奧巴馬或是以後一個猶太背景的美國總統候選人意義是一樣的。
第二,黃亞生教授認為美國政治需要一個另類的政治家。可以說楊安澤和特朗普都是「另類」的、非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家。「但他們的區別是楊安澤將理性納入政治而特朗普則是將極端、歇斯底里納入政治。
楊安澤是一個很實際的、很有邏輯的,並且很有分析能力的競選者。他擅長利用資料和學術研究來支援自己的觀點。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能夠發現問題,並用合理的邏輯搭建一個解決問題的框架是最最基本的要求,然而,這在目前美國政治生態環境的高層中卻是欠缺的,而這也恰恰是楊安澤所擅長和一直在做的。」黃亞生教授寫到。

黃亞生教授在一個學術會議中發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