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在21世紀當父母本來壓力就很大，其中一個令人困惑之處在於孩子很可能在某個時間點被診斷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而且這些疾病是前幾代父母不曾遇過的灰色空間。
《紐約時報》雜誌日前刊登一篇長文，描述美國男孩成長過程中，被診斷出「注意力不足過程症」（ADHD）幾乎是一種「成年禮」，近四分之一17歲少年都被確診ADHD，且這種數字以驚人速度增長︰2022年患有ADHD的兒童人數比2016年增加100萬人。
自閉症病患人數更驚人。1980年代，每2,500名兒童才有1人確診自閉症，但如今激增至每31人就有1名自閉症患者。
焦慮激增 各界關注
資料顯示，近32%青少年在某個時段被確診出焦慮症，而焦慮症發病年齡中位數為6歲。根據某些估計，逾10分之一青少年經歷一種重大抑鬱症。新的焦慮症類別持續出現，例如「對立反抗症」（ODD）和「病理性迴避要求症」（PDA）。
美國兒童心理狀況如此不佳，即使是高度兩極化的政界中也難得出現共識。共和黨聯邦衛生部長小羅伯特甘迺迪提出建議，如何改善飲食、減少屏幕使用時間和減少藥物使用來改善兒童心理健康；民主黨伊利諾州普利茲克（JB Pritzker）也推出全國首創規定，要求學校為全體學生進行心理健康篩檢。
毫無疑問，心理健康危機的成因錯綜複雜。一些疾病源於家族遺傳，電子產品早已徹底侵入兒童生活，取代了本可預防憂慮和焦慮的睡眠、運動和社交活動。
但不管政治領袖還是全國針對心理健康的更廣泛討論，似乎沒人關注到兒童平常花最多時間的學校環境。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學校本身對理解為何有這麼多兒童似乎苦苦掙扎至關重要。學校可以是造成焦慮或抑鬱的壓力來源，但同樣重要卻鮮有被承認的是它往往是精神病出現的地方，導致許多孩子以至他們的父母走上診斷之路。
有教無類 壓力山大
學校體驗過去幾十年迅速改變。從1980年代開始，一種沉迷於指標的教育體制席捲美國教育界，大幅改變社會對各階層兒童的期望，事實上甚至改變了童年本身的體驗。
1950年，全國少於一半兒童就讀幼稚園，約50%學生從高中畢業，但對其職涯沒太大影響。當國家經濟從工農移向商業，上學就變得重要，恐左右一個人的人生發展。在全球化競爭時代，從地方到聯邦的領袖開始視學校成為國家成敗的可能場所，紛紛制定政策加強教育發展。但學校管理越來越像上市公司，以考試成績作為衡量能力的指標。學校不久提供了公開評級，甚至出現在房屋出售的資料上。
踏入2000年代，30州通過立法建立機制，為學校考試分數做出懲罰和獎勵。2002年，時任總統小布殊還簽署《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將這種做法擴展至全國。
隨著學校經費面臨風險，孩子有充分理由接受診斷。從1990年代開始，確診ADHD或自閉症的學生在教室裡可獲得更多支援。國內有些地方更容許身障學生的成績不會被納入學校整體成績，這種特殊待遇可能提高學校整體分數。
《紐時》認為，透過將童年變成一件可被量化的事，大人們成功將他們對失敗的最大恐懼強加於最年幼一代上。每一位偏離大人標準的孩子都成為要被破解的醫學謎團，進行更多測試和接受更多評估指標。而大人似乎尚未察覺的是，圍繞著孩子成長的環境，正是由大人們一手創造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