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的紅色通緝令制度近期深陷濫用爭議。多名專業律師批評，這一全球執法合作工具已成「黑箱運作」，不僅救濟程序漫長不透明，更屢被部分國家用作打壓異議人士的政治工具。隨著法籍新任主席菲力普上任，這一爭議問題已成其亟待解決的首要難題。
根據國際刑警組織官網定義，紅色通緝令是向全球執法機構發出的協查請求，目的是確定涉案人員位置並暫時拘捕，以待引渡或相關法律程序，但其本身並非國際逮捕令，成員國可依本國法律決定是否執行。
然而，這一制度近年來逐漸偏離初衷。數據顯示，2024年INTERPOL共發布15548件紅色通緝令，較前一年激增27%，創歷史新高。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通緝令中僅有6215件對外公開，意味著大量通緝令處於隱秘狀態，當事人可能面臨「被通緝卻不知情」的困境。專門處理相關訴訟的律師蘇爾和傑哈-羅德里格斯指出，部分不重視民主規範的國家，正越來越頻繁地將紅色通緝令作為政治工具，用於逮捕、引渡異議人士或政敵，在未經起訴和判刑的情況下將其遣返回國，嚴重違背司法正義。
紅色通緝令的「黑箱操作」是另一大核心爭議。律師們普遍反映，國際刑警組織的溝通與救濟程序極不透明，缺乏有效的辯駁渠道。「我們寄出電子郵件，只得到機器人回覆，沒有可辯駁的透明程序，根本無法為當事人申辯。」蘇爾和傑哈-羅德里格斯直言，律師往往只能在信息不確定的狀況下提出申請，隨後陷入漫長等待。
替多名烏克蘭當事人辯護的律師費內爾和吉莫海進一步透露，紅色通緝令的救濟申請程序通常至少需要一年，等國際刑警組織做出撤銷決定時，引渡程序往往已經啟動，錯過最佳介入時機。更令人無奈的是，在沒有新資訊補充的情況下，國際刑警組織幾乎不會主動撤銷已發布的通緝令。
儘管國際刑警組織內部規定，若紅色通緝令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精神，或單純基於政治因素發布，成員國可不予執行，但律師們認為，缺乏明確的審核標準和監督機制，使得這一規定難以落實。「原本用於打擊犯罪、開展警務合作的工具，如今淪為不該落入任何人手中的打壓手段。」費內爾與吉莫海的質疑，道出了業界對紅色通緝令制度異化的深切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