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波士頓環球報》發表的一篇專欄評論文章稱，正如任何經濟學家都會告訴波士頓市長吳弭（Michelle Wu）的那樣，租金管制永遠行不通。無論在哪裡實施，經濟適用房的短缺都會變得更糟。
該文章首先指出，2021年11月，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選民批准了一項嚴格的新租金控制措施，對允許的租金上漲規定了3%的年度上限。反對者警告說，新法律將被證明是一場災難。
該市在法律生效之前，開發商和建築商迅速採取行動凍結或取消建造新住房的計劃。2022年前四個月，該市僅發放了200個住宅建築許可證，而去年同期為1,391個，下降了86%。隨著能源成本和通貨膨脹率飆升，一些房東在上限生效前急於提高租金。其他人則通知租戶，他們今後將不得不單獨支付水電費和垃圾清理費。
隨著聖保羅慘敗的範圍越來越明顯，該市議會部分撤回了。租金控制條例被修改為免除20年以下的建築物，現在允許房東在租戶搬出時將租金提高8%加上通貨膨脹。這使這座城市向經濟常識倒退了幾步。但只要租金管制仍然存在，聖保羅房地產市場的扭曲就會繼續。由於無法收取市場價格，業主將不太可能出租他們的住房單元——或者妥善維護他們出租的單元。隨著租戶越來越不願意放棄租金低廉的公寓，營業額將會減少。更多的房東將把他們的房產改成公寓。不受租金管制的公寓成本將飆升。
在實施租金管制的任何地方，這種結果都是可以預見的。無一例外地，經濟適用房的短缺越來越嚴重，維修情況惡化，生活成本上升。聖保羅正在艱難地學習，供求規律是無止境的。
接著，該文章明確指出，如果波士頓市長吳弭成功地在近30年內首次將租金控制權帶回該市，波士頓也將吸取這一教訓。
文章分析道，馬薩諸塞州的選民在1994年取消了租金管制，因為恐慌者預測成千上萬的租房者將最終流落街頭，老年心臟病患者將死亡。實際結果是出租房屋的供應和質量激增。
一項研究發現，劍橋租金管制的結束導致整個城市的住房存量價值增加了18億美元。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麗貝卡·戴蒙德表明，解除租金管制提高了整個社區的「便利設施價值」，使它們成為更理想的居住地。她總結說，政府可以通過控制租金來保持住房價格更實惠的想法是一種短期幻想。「從長遠來看，[租金管制]降低了負擔能力，助長了高檔化，並對周圍社區造成了負面的外部影響。」
在1994年的選舉中，劍橋居民投票決定保留租金管制，但在適當的時候他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項多麽愚蠢的政策。當租戶積極分子在2003年的投票中成功提出一項措施以重新建立租金控制時，劍橋選民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它。
文章總結道，有無數的問題——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稅收、國際貿易、利率、勞動力市場——經濟學家經常激烈地爭論不休。但在某些問題上，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一致的。典型的例子：租金管制。
文章引述，哈佛大學教授N. Gregory Mankiw在其廣受好評的入門教科書《經濟學原理》中列出了20個在經濟學家中沒有爭議的經濟陳述。排在首位的是「租金上限降低了可用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這一提議，幾乎獲得了一致同意。
文章觀點強調，在整個政治領域，經濟學家一致譴責租金控制的愚蠢行為。
「對租金控制的分析是所有經濟學中最容易理解的問題之一，」非常開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寫道。「它已知的不利影響」——缺乏新建築、房客和房東之間的緊張關係、絕望的租房者無處可去——「說明了供求原則。」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同事諾亞·史密斯同樣表示，「租金管制弊大於利。」他指出，政府調控租金的努力獲得「經濟學家眼中的怪物地位」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過道的另一邊，著名的保守派經濟學家托馬斯·索威爾表示同意。他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中說，租金管制政策讓每個人都變成了輸家：
「租戶輸了，因為他們找不到住的地方。房東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沒有賺到本來可以賺到的利潤。建築商輸了，因為如果沒有人能從中獲利，就沒有對公寓樓的需求。」總的來說，索維爾觀察到，政客是唯一一類走在前面的人。「他們享有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服務的名聲，[並]阻止邪惡的房東提高租金。」
文章進一步指出，似乎這還不夠，租金管制因其他負面影響而在經濟學家中聲名狼藉。它加劇了住房方面的種族歧視。它會增加官僚作風。它不成比例地傷害了那些它打算幫助的人。在美國是真實的，到處都是真實的。從加拿大到德國再到瑞典，其他國家也嘗試過租金管制，但結果都令人沮喪。在其破壞性影響變得明顯之後，甚至共產主義越南也放棄了租金管制。
文章最後說，在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本科的吳弭一定知道在某種程度上反對租金管制的經濟案例是鐵定的。但政治家的傲慢自大往往會阻礙他們的判斷。吳弭市長可能已經說服自己，她可以想出一個租金控制計劃，在許多其他計劃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
本報記者溫友平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