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八月回港剛好碰上香港改變了入境檢疫安排，由原來的7+7改為3+4，並同時實施紅黃碼。即是由原來的7天強制檢疫及7天醫學監察為「3+4」模式。相隔一個月再入境，這次就等不到港府進一步開放為「0+7」了。
取消強制隔離，顯然是為了解決商界就外地工幹訪客和國際會議的需要，最現實的問題是世上只有中國能真正達到防控的目標，其他地區都已基於各種原因，最主要自然是恢復正常經濟活動的壓力，基本上已經將疫情置諸不顧，尤其是主要的旅遊城市和交通樞紐，在出入境要求上，除了網上填一下聲明，幾乎不再有任何要求，當然更毋須隔離，感染而沒有嚴重病徵，仍然可以照常上班上課，似乎連重症感冒都不如，就連佩載口罩和接種疫苗，也快將成為「選項」。
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交流中心和旅遊城市，隔離政策受壓力而要逐步放寬，逐漸邁向「風險可控」來達致最小規模的檢疫要求，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以新冠病毒的變化和香港感染情況，甚至可以選擇完全開放，但是香港作出一個過渡性的選擇，也可用作檢視政策效用和作為調控對醫療系統造成的壓力。
當下香港除了國際商業活動受防疫所困外，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今年受疫情防控措施和中國監管制度調整而導致的資產轉移。過去受亞太區整體經濟發展，帶動不少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印尼等地的高資產家庭，移居到其他社會環境更穩定的地區，原來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受益者，高資產家庭數目大增，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更曾經是區內首選，以擁有九千多名超高資產人士成為僅次於紐約的全球第二大富豪聚居城市，但近幾年的居住和社會環境變壞，變相就令新加坡一支獨秀。
防疫措施同時成為短期內人員流動的關注點，新加坡今年開始積極善用其較寬鬆的檢疫措施，與香港及區內國家競爭，吸納資金及人才，多家國際金融機構紛紛將員工調離香港，美銀、摩根大通、花旗等今年均將部分高層從香港遷移至新加坡。雖然普遍認為外國僱員的「出走」是臨時性的，在疫情調整後會自然回流；但是在發達地區「搶人才」是關鍵的態度下，香港防疫控制勢必要大幅降低來配合外國的需要。
過去，香港較諸新加坡的優勢關鍵在於背靠祖國，但先受美國利用作抗中基地，沒有利用這個優勢之餘，更令香港經濟停滯不前。到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和香港疫情防控都遠勝其他地區，但很不幸地，由於歐美對疫情防控失誤，令病毒不但蔓延，還不斷變種，終至無法收拾。於是目前疫情處理方式的選擇：被迫由原來正確的防範走向大多數國家錯誤地不管不顧，作為開放型經濟，卻又處身於中國和外地的防疫差異的夾縫中，香港的根本問題還是在於如何「轉危為機」？
從新冠的發展情況，還是出現了不少有利的變化，病毒攻擊力呈現下降的趨勢；病發周期縮短也較容易迅速檢測出來，中國自行研制的新冠特效藥和疫苗，能壓制重症風險；和早在兩年前就淪陷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最少避過了新冠最危險的時期，未來就要準備好該如何打開國門？中國同樣逐步降低入境檢疫要求，表明中國也在調整防疫政策。
面對一個「失陷」於新冠的世界，到最後中國仍免不了要開放往來人員的交流，只是何時和如何？醫療工作又怎樣準備？正如香港隔離酒店被炒賣，內地「健康驛站」面臨供應不足的困擾，也說明入境安排必須作出調整。從很大程度上「逆隔離」是可供香港深挖的另一次機遇，香港是否可以再次成為中國的「窗口」？建立一個容許商業活動的閉環社區，後而變一個「抗疫窗口」？
因此香港要謀出路，這條出路，對內地也同樣重要。霍詠強 星島中文電台時事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