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博徹思並不能改善三藩市治安

治安問題已成為三藩市以至全灣區民眾最為關切的議題,華人社區對經常淪為罪犯針對目標亦感到無比的憤怒,但在六月投票中罷免三藩市地方檢察官徹思(Chesa Boudin)就是一個解決辦法嗎? 理性思考分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安變壞真的全因為這位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才上任的地檢官嗎?安居樂業是市民的基本權利,民眾有權向所有市政官員問責;但與此同時,必須對症下藥,正本清源;一場政治色彩濃厚的罷免運動,並不是應對治安問題的正確方法。

2020年上任的博徹思以副公辯官身分晉身三藩市地檢官,被貼上了「異類」的標籤;要罷免他的聲音也在他上任數月後便出現,而輿論導向也開始引導公眾將博徹思鎖定為「唯一」要為治安問題負責任的三藩市官員,完全不理會治安問題本質是涉及法律法規、社會經濟、政府政策、執法、檢控和法庭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響。

例如將涉及950元以下的財物盜竊定義為輕罪的法例,被視為導致近年來不斷上升的財物類罪案,甚至三藩市及灣區多地的購物區出現讓全國震驚的零元購搶劫案。這最為人詬病法例是根據2014年加州選民通過的第47號提案制定的,提案的積極推手之一是前任三藩市地檢官賈斯康。

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加州進入公共緊急狀態,法官下令執行臨時性緊急保釋計劃 (EBS),取消大部分輕罪嫌犯和毒犯的審前監禁,以期避免監獄中的新冠病毒傳播,這是應對疫情的臨時措施。但擔憂治安的一些三藩市居民卻批評,是博徹思批准執行零元保釋。

加州於2021年起執行新法,法官有權制定輕罪轉移計劃,即初犯者無需在監獄服刑,但需完成一系列長達24個月的服務,包括社區服務、疏導和教育計劃,轉移計劃也針對精神病或行為障礙,及吸毒和貧困的被告。而且,即使地檢官反對,法官也有權判決被告參加輕罪轉移計劃。身為地檢官,博徹思不能憑一己之力決定囚犯命運,法官是批准或否決地檢官提議的最終裁決者。

至於疫情時政客引發的反亞裔仇視風潮,在全美各地頻發,令我們痛心疾首。但發生在三藩市的多宗廣受矚目的反亞裔暴力罪案,博徹思都全力檢控,他擴大受害者雙語服務,甚至親身到法庭為案件擔任檢控官。博徹思積極應對華人社區所需,任命了地檢署首名能說中文的受害者服務部主任,延攬多位華裔加入地檢署工作,加強對華人社區的服務。以三藩市警察局過去五年的報告顯示,罪案總數處於下降趨勢,2021年的暴力犯罪數量遠低於博徹思上台之前,博徹思上台後三藩市地檢署提出的檢控案件量,多於自2011年以來上任的其他地檢官,數據足以顯示博徹思沒有辜負選民期望。

從博徹思競選到疫情來襲前的短暫履新期間,他對華人社區的關心和重視已令我們耳目一新。在參選期間,博徹思提出建立罪案「數據庫」,在網上公開展現每宗罪案、逮捕、指控以及量刑等受害方與被告雙方面的統計情況,改善執法問責制、提高透明度。當選後,博徹思與市參事馬兆明積極合作,推出《犯罪受害者數據披露法》,要求三藩市警局每個季度報告犯罪受害者的總體人口統計數據,特別是種族、性別與年齡,也要包括仇恨犯罪在內的15種不同類型的嚴重犯罪動機因素。

事實勝於雄辯,對於在三藩市佔三分之一的亞裔華裔社區而言,更好的數據意味著更有效的預防犯罪策略,社區有據可查才能更有效地爭取資源維護權益。

選民有權選擇他們的地方檢察官,但任期中途罷免本該是對付嚴重失職或瀆職的民選官員,而不是單純的洩忿。民眾對理想治安環境的合理訴求,不應被利用成為政治權力鬥爭的工具。本報編輯部支持監督所有涉及治安權責的官員,但不贊同H提案,因為它模糊了公共治安問題的焦點,無助於還大眾一個安心又安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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