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Omicron變種病毒和課堂行為問題導致新冠病例攀升，一些教師準備辭職，而另一些教師則在巨大的壓力下在學校洗手間裡垮下來了。
隨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繼續，教育工作者正面臨層層壓力。在愛荷華州達文波特，萊因霍爾特（Michael Reinholdt）是一名教師指導員，去年一年後，他非常了解面對面上課的挑戰。他向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說，在學生的行為表現、人員短缺和即將到來的由Omicron變種毒株而起的感染浪潮之間，「教師正彷彿經歷沒頂之災，快要崩潰了。」
疫情不止無喘息空間
萊因霍爾特說：「他們覺得不能把頭浮在水面上了。他們不僅要對今年課堂上的標準責任，還要對過去18個月丟失的所有學習負責。他們覺得自己根本跟不上情勢。」
疫情肆虐已近兩年，許多老師認為2021年會有所不同。當然，2020年在過渡到遠程課程和回到混合學習之間是艱難的，緬因州米爾布里奇幼兒教師波爾克-霍夫斯（Suzen Polk-Hoffses）說，原本期望2021年會好些。然而事與願違。她說：「告訴你，在我所在的校區和整個州，與我交談過的老師都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糟糕的教學年。真的，我們只是想教書。起初認為這一切都會結束。相信一旦每個人都接種了疫苗並開始戴口罩，疫情就會結束，但這已經成為一場噩夢。」
波爾克-霍夫斯說，在疫情中的教學經驗使一些教師準備完全離開該行業，她認為是加深了全國教育系統多年來存在的問題。
她說：「我們正在努力做到最好，但我們正在內爆。這些都是很棒的、敬業的、充滿激情的老師，但我們都在崩潰。一百萬年從來沒有過——我已經當了21年老師了……從沒想過我會崩潰。」
教師面臨的問題遍及所有年級。威爾遜（Amber Wilson）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為10年級和12年級學生教授英語。她坦言感覺還算好，面對面教學確實比遠距教學更有所作為，因為學生可以看到她的臉，她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臉，但是隨之而來的還有更多困難，因為學生帶著一大堆其他類型的問題回來了。
威爾遜說：「我們看到的很多情況是，這種創傷已經開始反映在高中生的行為上。就是一些紀律問題，他們在課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老師要嘗試讓他們遠離去年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的手機。所有這些在高中常出現的事情。感覺就像是幾何級數地上升。」
學習問題無餘力解決
這些問題包括威爾遜和其他人認為的「初中學生行為」。威爾遜說，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許多進入高中的孩子錯過了成長定型的中學時期，通常包括變得更成熟和學習如何在學校管好自己的行為。
如何讓孩子們安坐在座位上，以及處理浴室遭人故意破壞，只是威爾遜提到的兩個在她學校出現的其中兩個問題。
福斯蒂諾（Peter Faustino）是紐約的一名學校心理學家，在該領域工作超過25年，還在全國學校心理學家協會的董事會任職。他指出，本學年的前三個月，學校的心理學家處理的學生心理健康和情緒問題，相等於疫情前的正常情況的一整年案例。
福斯蒂諾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我認為是與疫情相關，而所有這些問題現在確實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學生和家長都在說，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們需要幫助。」
他指出，這些行為問題也延伸到初中，讓老師感到不知所措，有時會崩潰並在浴室裡哭泣，因為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手頭的所有事情。
他說：「我與最熱情、最敬業的專業人士一起工作……他們對此感到不知所措。無論是在職業領域還是在這裡的個人生活中，他們所承擔的責任和壓力都很大，他們內心正在崩潰。」
以上幾位受訪教師都說，沒有離開教室的計劃，只是再三強調，所有老師和他們一樣，正在掙扎並需要幫助，希望不會失去成為教師的動力。
